A.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0�3
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着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着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
B. 中国电影要怎样改革
第一，建构既能满足中国观众精神需求又能为全球观众带来价值共享的电影文化“通用体系”。我们知道，好莱坞一直“避讳”自己的“美国电影”身份，总是愿意宣称为全球而不是美国生产所谓的“世界电影”。即便某些带有明显国家意识的电影作品，都必然会用自由、平等、正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进行包装来“遮蔽”其作品的“国家符号”，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普适性文化来达到最大限度的全球共享性。同时，好莱坞还大量与欧洲、南美以及亚洲的印度、日本、中国合作拍片，《勇敢的心》《泰坦尼克号》《指环王》《哈利波特》等等，题材来自全球而不仅仅是美国本土，这些影片还使用其他国家编导、明星来吸引不同市场的观众，通过这些策略，穿透文化壁垒，使跨国传播的“文化折扣”最小化，令不同国家、不同市场的观众意识不到这是一部“美国电影”，而是将其作为“通用”文化产品来接受，甚至还会带来某种文化“亲近”的想象。比如中国观众也许很难自觉意识到好莱坞主导的《功夫熊猫》《长城》《尖峰时刻》等许多电影的“文化”差异，这些电影的中国文化元素甚至让观众产生更加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而像《阿凡达》《2012》《银翼杀手》这样的影片，更加模糊其“国家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电影”，影片所包含的复杂而隐蔽的意识形态系统往往并不能被普通观众所觉察，其政治和文化影响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相反，中国电影在这方面，可以说还完全处在“本土性”阶段，我们缺乏将中国故事“全球化”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国情的复杂性，必然会催生一大批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的电影，但是中国还需要生产出更多具有全球共享价值的电影产品，才能真正成为世界性电影强国。在这方面，无论是文化观念还是制度设计，无论是文化自信还是文化融合力，中国电影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还有艰辛的道路要走。长期以来，我们只习惯于用中国眼光看世界，甚至过度强调“中国中心”，这种“自我优越感”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很难被其他国家观众所接受。我们还需要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用世界眼光看世界，将中国利益纳入全球共同体之中来思考，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做到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甚至中国就融汇于世界之中，在保持世界文化多元中维护人道主义核心价值，在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中体现文化多样性。
第二，建构完善的互联网化电影工业体系。应该说，中国电影目前还处在快速而粗放的发展阶段，产业边界模糊，行业规范缺失，版权意识不足，领导性企业缺乏，行业结构也缺少集中度，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急功近利的行业行为比较普遍，各产业环节发展很不均衡，因而导致电影整体艺术质量和工艺标准不稳定，市场风险难以规避和控制，企业缺乏培养人才和其他产业要素的耐心和恒心。如果企业规模难以做大做强，就不可能出现好莱坞六大公司那样的企业，更难以出现包含了好莱坞公司在内的如同时代华纳、迪士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这样的跨国、跨媒介的综合性文化集团。中国电影行业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优势，深度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CG技术、生态系统相互融合，形成与好莱坞相比更加互联网化、更加智能化、更加全媒体化的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成原始积累，在公平竞争前提下，形成互联网与影视相互结合的产业链完整的领导性企业，制定并遵守行业和市场规则，参与全球竞争，培养人才、培养品牌，为中国电影建构既能减少无序竞争又能带来创新活力的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生产出达到国际标准的电影产品，并且使中国电影形成国内影院—国际影院—网络—电视—音像—授权的完整市场窗口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完成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才能使得电影版权价值最大化同时，实现对经济社会文化带动作用的最大化。互联网作为新媒体对电影的介入，很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弯道超车的重要动因，互联网所提供的分享、共享、集约、整合、精准等优势有可能帮助中国电影走在建基于传统工业的好莱坞前面。
第三，建构适应全球市场的国际传播体系。电影强国重要标志之一，是全球传播能力和效果。虽然好莱坞电影目前还具有比较明显优势，只有中国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全球制衡力量，一方面中国有即将超越北美广阔本土市场作为坚强的发展“根据地”，另一方面中国又有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崛起”背景支撑，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电影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通过更加积极的开放合作机制，通过培养跨国性文化和电影企业，通过吸引大批海外境外优秀电影人才，通过大胆采用不同国家和传统的故事题材，通过重要产业环节的全球介入和深入，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满足本土观众、华人观众需求的同时，生产出更多能够满足世界不同市场观众需求的产品。当然，中国电影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当年美国电影“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经验，采取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策略，分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东亚、亚太、非洲、中东、东欧、北欧、西欧、南美、北美以不同的模式逐渐产生更大的影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形成全球性电影传播体系。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不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而且用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去丰富、完善世界文化，让中国与世界人心相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享性电影文化，中国电影不再以“走向世界”作为目标，而是成为能够被世界接受和尊重的全球电影一部分。
C. 你觉得中国的电影市场应该怎么发展
我认为国产电影目前亟待提高的两个点就是恐怖片和科幻片，细数一下国产片的市场，似乎拿得出手的科幻片和恐怖片几乎是没有的，也就是年初一上映的流浪地球还能挽回点科幻片的面子，其他的真的是乏善可陈，所以对于未来的发展，我希望在这两个方面能够有所提高。
D. 中国电影如何更好地与国外电影竞争
首先一个大问题，所谓的耗资几十亿不要全部投入到所谓的大明星身上。
也不要过分的植入过多的广告。这样子中国的电影就可以提升一大步了。
不过最近有些小成本电影在网上颇受好评，几百万的成本却赚的了很多人的好评。这个问题对于几十亿电影就很残酷了。
E. 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策略 建议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有了新的气象，每年一度的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百合奖、童牛奖、评选出的多部电影精品和优秀影片足以说明了中国电影的非凡进步，使我们感受到了创作者们不但继承和延续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电影的第二次高潮的经验和传统，而且也清晰地感受到了创作者们在现实题材领域里的坚持不懈与开拓，探索和创新能力又胜于以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电影导演是与时代同步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电影导演，特别是第四代电影导演，对于电影市场化的不适应，面对眼花缭乱的市场一时不知所措，一些看起来挺不错的作品却受到了市场的冷淡，一些挺不起眼的东西却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市场说，电影虽然是艺术但它首先是商品，要求即时消费即时赚钱，你可以弘扬民族文化，但在市场上即时找到买主才能站得住脚，市场不承认文化功能，只注重商业价值。例如，广大农村是中国电影最具发展力的市场，据文化部一项专门调查显示，全国县乡镇的电影院百分之七十以上都以停映或租借改作其他行当，几年看不到一场电影。虽然政府努力想改变这个局面也出了不少资金拍摄给农民看的电影，但是这局面还是没有根本改变。
一位朋友劝我拍拍武打片或者城市片吧，拍农村片观众少，同样费力却不讨好。当时我不得其解，我认为不论什么题材的电影，只要拍得好看就会有观众。转而一想，朋友说的也不无道理，这大概是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中产阶层的迅猛崛起所带来的强劲的中产阶级文化氛围所致吧，这个阶层所面对的是一个物质化了的世界，他们讲娱乐，讲休闲，什么“好看”看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消遣成了他们看电影的主要目的。为此，一些影视快餐挺适合他们的口味，他们与“思想” 的节目无缘，大凡涉及到的所谓“思想”也是金钱的概念。也难怪，投资人是讲回报的，制片人是讲利润的，他们认为投资农村片是无利可图的。特别是前一个时期，整个社会都比较浮躁，一个基本的心态就是想发财想暴富，都想尽快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这不是说我们民族的心理出现了什么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还是社会的进步呢。我是说，我们当电影导演的，必须直面这个社会现实。我想，随着市场经济的秩序化，使得这样一些投资人对农业农村农民会有新的、深刻的认识，会逐渐地对农村题材的作品感兴趣，他们面对自己经营的艰难，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心态，因为他们在成功之前也是平民百姓。尽管强大的中产阶层可以给平民百姓带来利益，但实现中国的全面小康生活的关键，还是在农业农村农民，他们的事情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全面繁荣就无从谈起。
我始终认为，问题还是我们电影导演自己，因为题材本身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和观众的多少，无论什么题材，只要拍得好看，就能赢得品位和观众，真正的观众要求真正的导演，给他一个令人感动的人物形象，有了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故事，你的作品，市场就接收了。
由于市场经济，许多制片人和艺术家受到利益的驱动，纷纷去拍赚钱片，这无可非议，好莱坞的电影产业，目的就是赚钱。可我们是中国，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硬去效仿美国并不见得会给你带来什么益处。不要迎合“商业”而去拍“商业”，不要迎合观众而去拍“趣味”，那样反而失去了商业和观众，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理顺自己的思路，更多的关注现实题材，因为现实是观众最为关注的，可以这样说，谁最关心平民百姓谁就拥有了观众，这是古今中外大量的名着名片所证明了的。当然，现实题材的创作不能浮躁，不论市场怎样喧嚣，我们不能为蝇头微利所惑，不能丢掉我们对电影的热爱之情，需要真情投入，需要一种崇高的责任感。现在一提责任感，许多影视人都呲之以鼻，好像这是过了时的话题。如今时兴的说法是按着艺术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这话没错。我所说的责任感是创作者内心深处的东西，真正的责任感是诞生优秀作品的基础，特别是导演，一个导演连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很难想象他能拍出有人生况味、有深度的作品。我在拍戏的时候，就要求大家心中都要有一种责任感，一个盲人过马路，你去扶他一把，你就崇高，你去嘲笑他，你就浅薄，而我们摄制组要的就是这种崇高，把这种崇高作为拍好戏的目标，我相信会有好结果。我觉得，创新和审美品格，都是在剧中人物身上体现的，千万不要从概念出发。谁都知道人有千面，人各成章的道理，做文章也是文无定法，可为什么偏偏在创作电影作品的时候，一涉及现实题材的主人公便概念了呢？这当然有各方面的原因，就创作者来说，是一个想象力的问题，究其根本，是能不能真正的深入生活，在生活里发现令你眼睛一亮的东西。这也是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揭示真理，说真话。
电影是20世纪受大众喜爱的一门艺术，中国电影至今也快百年了，历史己经证明，电影自身的发展在一个世纪中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有人认真地研究和考查了中国电影，说从电影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叙事电影将可能形成六种电影形态，即影院电影、电视电影、网络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电影剧。我们很快就会进入一个不用胶片的数字电影时代，21世纪的中国电影在制作上将完成一个由拍电影到书写电影的转换过程，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可以设计出与演员一样的数字演员，随着计算机的不断完善，数字演员的表情和姿态将会和真人一模一样，日本已经有人写文章，说应当考虑被拍摄对象从摄影机前面消失的问题了。到那个时候，电影美术师和摄影师的概念，电影剧作和电影导演的概念就难以确定了，那样的电影很难说是拍出来的，因为它不是拍电影的概念。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状态的电影时代很快就要到来。我们电影导演应该有这方面的准备。
就我个人来讲是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电影时代的到来，那种电影很难定义为电影，那是另一种东西，肯定不是电影。电影就应当是人拍出来的，而不是科技出来的，任何科技都应当是电影的辅助手段而不应当成为目的，数字人毕竟是科学而不是真的人，它的情感体验是数字化了的，模拟得再逼真它也是虚拟的世界，就像电脑游戏机。如果作为电影的一个品种出现是可以的，如果完全替代电影则是不可以的。叙事电影是人的情感体验，情感这东西科技怎么能替代？就像人不可以克隆一样。为此，不论电影变化多少媒介方式和艺术形式，我相信用真人扮演的电影是不会消失的，会长久地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
未来是预测，重要的还是现在。中国电影若要继续发展前进，就必须按着电影的自身规律办事，认真地遵循市场规则，让市场和历史检验我们的作品，只要创作者能够不断地积累知识，吸收和参照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精心制作自己的电影作品，努力提高自己的电影文化水准，才能与人类文化和文明进程同步。
F. 中国电影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
中国电影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过度娱乐化、过度商业化、过度产业化，导致“配方式生产”代替了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艺术创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蕴与文化担当，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国产电影的艺术品质、艺术质量，降低国产电影的认同度和美誉度众所周知，2013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在高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新的突破：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超过了62%，创下了近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同时，上半年票房过亿的28部影片中，国产影片占据了其中的16席。从整体上看，中国电影至少从市场层面而言处在良性进步和发展之中，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格局在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市场的繁荣、票房以及观影人次的大幅度增长都是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实绩的标志。但是，中国电影一些深层次结构和矛盾、深层次观念及评价体系和标准等诸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体制改革推进的难点与市场发展状态的矛盾、制片产权与盗版泛滥的矛盾、进口片与国产片争夺市场的矛盾、影片传统模式与网络传播的矛盾、院线与影院之间的矛盾、片商与导演的矛盾、制片方与编剧的矛盾等不时凸显，并且呈现出了某种“乱象”。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电影人在国内电影市场火热的背景下片面、盲目、过度追求高票房和商业利润，用“逐利时代”来形容中国电影目前的状态绝不是无的放矢。过度娱乐化、过度商业化、过度产业化，导致“配方式生产”代替了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艺术创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蕴与文化担当，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国产电影的艺术品质、艺术质量，降低了国产电影的认同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电影人对于好莱坞电影给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市场带来的持续性的威胁缺乏清醒认识，对当下中国电影在工业、产业层面与好莱坞电影相比存在的多方面的“短板”缺乏理性反思。有的甚至盲目沉浸在市场层面取得的对好莱坞电影暂时性的“优势”中，毫无理性地预言数年后中国将会超过好莱坞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但事实上，中国电影产业依然处于电影产业化初级阶段，很多基础性电影工业机制、电影产业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行业规范、产业规范也没有有效形成并且被大家遵循，市场效应尤其是社会效应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果我们不能全面、客观、科学地分析和认识中国电影产业深层次的矛盾，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可能会遭遇瓶颈，甚至出现混乱和危机。好莱坞不仅仅卖电影产品，而且卖电影产品的标准，它的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趋势深度地影响了中国的年轻观众群体。中国电影要在竞争中获得地位，要依靠差异化策略，还必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电影“概念”好莱坞借助强大的电影工业基础、迅猛发展的高科技优势、强大的资本实力及完善的资本运作体系，大幅度提高了现代电影生产的门槛。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可能有电影艺术，甚至可以有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但是，却很难形成独立、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电影产业体系，其民族电影也就无法有效、可持续地支撑自身的电影市场。更重要的是，好莱坞不仅仅卖电影产品，而且在卖电影产品的标准。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年轻观众自觉不自觉地以美国电影为参照系，甚至干脆以美国电影为标准来看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产业。从美国最近几年电影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以《钢铁侠》、《变形金刚》等为代表的电影越来越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尽管这种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降低了美国电影的叙事指标、人文表达，但如果单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其传播影响力的折扣越来越小，传播空间越来越大。马克思这样表述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近期一些高票房的中国电影，也是由于年轻观众群体越来越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消费主体，他们的口味及其选择无疑也反过来影响、制约中国电影。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必须从各方面提高国产电影的专业水准和标准，满足年轻观众对电影视听、电影消费的要求，最大化地争取未来观众。我认为，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忽视故事的讲述、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人性层面的挖掘和表达，其忽视的层面正是国产电影生长的空间和机会。事实上，当下中国电影在与好莱坞影片的较量中，主要依靠的还是差异化路线，凭借与好莱坞大工业规格、高科技水准不一样“概念”的生活片、青春片，凭借“接地气”的策略，在本土市场形成了自身的相对优势。差异化无疑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但完全依靠这种策略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也不能成为战略。我们必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电影“概念”，同时体现文化创造力，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文表达、独特的美学气质和精神。总之，中国电影要真正与好莱坞形成抗衡，必须实现全面的、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在创意系统、工业规格、产业标准及规模上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市场竞争将会是一场长期的经济战争、文化战争，打不赢经济战争，也就不可能赢得文化战争。面对着更加开放的国内电影市场，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各种相应的准备，否则将会陷入长久的被动。这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利润分配不合理、同质化竞争和无谓的内耗等，减缓了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国电影要实现现代化转型，需要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的建设中国电影要实现全面的、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就必须全面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建设。就电影生产体系而言，中国电影虽然“不差钱”，每年生产影片数量众多，但国际化、高科技化尤其是专业化水平不能令人满意。从生产主体而言，必须尽快摆脱“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形成具有行业标准的话语权、控制力，同时又有跨界影响力、传播力的企业集团。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的背景下，中国电影要借鉴“好莱坞”为代表的国际电影业的先进经验和经营模式，如“制片人中心制”、“完片担保制度”、电影“权益共享”融资模式等，促使中国电影逐步摆脱“作坊式”的运作模式，走向现代化大生产，从而促进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实现质量型、集约式增长。在美国，制片方分成53%，而在国内现行分账比例中，制作方分成只有43%，利润向院线和影院倾斜，呈现“一边倒”现象，严重制约了电影制片方的积极性，不符合现代电影生产的基本规则。发行和影院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电影传播体系的建设扩大利润空间和渠道，而不仅仅单纯依靠分账制度挤压制片方的利润空间，从而为中国电影的内容制造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最终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与国内市场主要靠票房盈利不同的是，在好莱坞，票房只占整体收入的20%到25%，其余收入均来自不同种类的版权和衍生品领域。中国电影要想创新盈利模式、完善电影产业链，必须推进电影传播体系建设，其重点包括家庭娱乐市场、网络手机播映市场，要在衍生品领域发展授权业务等。随着电影数量日益增加及竞争白热化，建立科学有序的电影档期协调机制，推进特色化、差异化的院线建设，已成为中国电影发行的当务之急。由于没有建立科学有序的电影档期协调机制，中国电影无谓的“内耗”令人痛心，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而由于没有特色化、差异化的院线，使得一大批有特色、有思想、有情怀的中小成本电影得不到更大层面观众的接受，得不到媒体的更多关注和报道，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社会整体上对中国电影的误读、误判、误评。坏口碑“成就”一部电影的高票房令人纠结、令人心痛，也令全社会质疑电影人的社会责任，质疑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道德底线。对于一部电影的评价，有的人从导向角度入手，有的人从市场角度出发，有的人从技术质量方面考虑，有的人从社会娱乐角度衡量，应当说也是正常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与电影产业化、电影全球化相适应的电影评价体系和标准，建立不同类型电影的科学评价体系和标准，对不同类型、不同品种的电影做出合理的、恰当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和阐释，尽可能地避免误读、误评乃至误判。现代电影生产体系与现代电影传播体系、现代电影评价体系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三个体系建设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相互交融。中国电影只有全面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建设，才能有效实现现代化转型，实现产业整体上的升级换代，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电影、现代电影产业体系，也才能真正做大做强。(饶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