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香港电影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意义》
启蒙期(1896-1912)
香港电影史的发展应该从电影传入香港开始。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法国巴黎公映了《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片。这一天，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时代的开始”。
1896年初，路易．卢米埃尔的助手来了香港放映这些影片，而电影就是这样传入香港。自他离开后，香港电影直至1898年才再有活动。当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派出一位电影摄影师到香港拍了一批纪录片：名为《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钖克炮兵团》。
这几部有新闻纪录的电影虽然不是香港电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们是在香港拍摄的，内容又是香港景物，可以把它们称为“香港电影”。
从1896年到1903年，香港放映过一些很短的纪录片，每次放映十套以上。直至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整部故事片公映。有关报导是这样的：“现在中环街市对面，即同记办馆面前，准十五晚开演“成套戏本”(即整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下．齐卡当年的一部名片《基督的受难》。
1907年，香港有不少电影院纷纷开办，而且公映的次数和数量都较以往为多，因此被视为香港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年代。
1909年完成的《偷烧鸭》，是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在香港拍摄的一部默片谐剧。该片的导演梁少坡同为该片的主角，故事讲述一个小偷(由梁少坡饰演)想偷烧鸭，却被警察捉住了。剧情十分简单，但不乏诙谐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偷烧鸭》虽在香港摄制，却并非香港电影公司的作品。该片出品人布拉斯基后来结束了他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回美国路经香港时，和黎民伟合作制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因而催生了香港电影事业，而黎民伟更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这部电影的出现，象征香港电影史启蒙期的终结，萌芽期正式开始。
萌芽期(1913-1925)
据《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香港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在1913年出产，编导是黎民伟、摄影师是罗永祥，主要演员是黎民伟和严珊珊。
黎民伟原为剧社的主持人，又怎样开始拍起电影来？原来他对电影一向很有兴趣，于是透过罗永祥的介绍，认识了路经香港的布拉斯基，他们商谈合作拍片成功，便由布拉斯基提供拍片所需的设备和基金，利用剧社的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片和发行，拍成了《庄子试妻》一片。
《庄子试妻》改编自当时的粤剧《庄周蝴蝶梦》，取材于其中“扇坟”一段。剧情大意是：“庄子之妻，夫骨未寒，便有了新情人。为了讨好新欢，她不惜扰及死去不久的丈夫的坟墓。而这个新欢实则是庄子扮的，他只是诈死来考验他的妻子对他是否忠贞。”
《庄》片的主角是庄子之妻，由黎民伟反串演出。片中婢女一角由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饰演。严不仅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女演员，还是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演员。
《庄》片利用阳光露天拍摄，香港实地取景，而片中人物都穿了民初的服装。本片更使用摄影特技，把庄子的鬼魂拍得忽隐忽现，加强戏剧效果。
这部电影创下不少香港电影纪录：
(一) 它是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
(二) 第一部在外国公映的香港片；
(三) 第一部有电影女演员参演的香港电影；
(四) 也同时是第一部有特技摄影的香港电影。
黎民伟及其兄长海山、北海于1923年创办了香港第一间全由香港人投资创办的电影制片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他们并非为了名利，而是志在推动香港，以至中国的电影工业。
“民新”的成立为香港电影业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在1923年出品了香港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又在1924年在广州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演员培训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发掘有演戏潜质的人。
此外，“民新”还摄制了香港出产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于1924年，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孙大元帅检阅军团警会操》以及1925年出产的《孙大总统东较场阅兵》等亦是“民新”的出品。
事实上，1924年至1925年，香港电影事业已渐渐成长，可惜受到25年6月的大罢工影响，刚萌芽的香港电影发展被迫中止了。 中止期(1925-1929)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理残杀中国人民，中国各地 追装展 、罢课，以示抗议。
同年6月，大陆的罢工热潮扩展到香港，香港电车工人及不少学生加入罢工、罢课的行列，而香港政府亦开始加以镇压。
当时香港人口不过六十多万人，但参加罢工的人数已高达廿五万，其中超过廿万更离开了香港到达广州。香港大罢工期间，每天都有商店倒闭，百业凋零，所有娱乐活动，包括电影放映一律停止。
受到工潮影响，“大汉”、“两仪”等电影公司被迫结业，“民新”、“光亚”分别迁往上海和广州。原本在香港工作的电影工业者，不少都到广州求发展，其中梁少坡（香港第一部正式电影《偷烧鸭》的主角）便在广州创设了“钻石影片公司”。这个现象令刚萌芽的香港电影事业夭折，却令广州的电影事业蓬勃一时。
1926年10月罢工结束，但香港电影事业仍然未能复苏起来，因为有实力的电影工作者都去了广州或上海发展。虽然期间有些影片公司招考演员，但这都是有名无实，直至1929年末，仍没有一部香港电影生产过。
不过，大罢工期间，仍有人用“满天红银幕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及广州拍摄了29部新闻纪录短片。这些短片被剪辑成一部大型新闻纪录片，命名为《香港时事画片》，并曾于香港的“九如坊新戏院”（位置约现时上环摩罗街附近）放映。
在这段香港电影业的中止期，唯一正式放映过的港产片是大罢工前出品的《从军梦》，而唯一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是“香港演员养成所”的成立，导师为香港电影的先躯者黎北海（黎民伟兄长）。
幸而，电影放映业到了1926年6月开始复苏起来。当时的电影院，除了以放映西片为主，亦放映过不少上海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公映的《薛平贵全集》。该片是第一部在美国摄制、由中国人主演的故事片。
1930年初，黎北海等创办了“香港影片公司”，制作出创业作《左慈戏曹》，香港才陆陆续续再有电影制片公司的成立，香港电影事业才见起色，得以复苏。 复苏、成长至被摧毁的香港电影(1930-1949)
1930年，香港的电影业随着黎北海（黎民伟兄长）创建“香港影片公司”而开始复苏。不过，真正令香港电影业站稳住脚的是1930年10月25日，由黎民伟的上海“民新”与其他几间电影公司合并而成的“联华影业公司”。
“联华”可以说是为香港电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是战前中国最大的电影厂之一。
当全国一窝蜂地拍神怪武侠片时，它推出了一连串主题健康、风格清新的电影，包括第一部打进美国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人道》、第一部在外国得奖的中国电影《渔光曲》等等，不但改变了国外人士对中国电影的观感，更创造了中国电影的新浪潮。
为了培养人才，“联华”在1931年4月开办“演员养成所”，教授的课程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堪称一间“电影全科学校”。它培训了一批杰出的粤语片导演，如李铁、黄岱等，对香港电影贡献良多。
“联华”香港分厂一向都是拍默片，虽然当时有声电影兴起，创办人却不敢冒险。于是，第一部粤语有声片就由上海“天一电影厂”的汤晓丹执导拍成，这就是《白金龙》。
有声电影问世后，香港的电影公司纷纷拍摄有声片。1934年“联华”香港分厂解体，黎北海另创了香港第一家有声电影制片厂“中华”，并导演了一部局部有声片《良心》(1933)及第一部有声片《傻仔洞房》(1934)。
与此同时，不少电影公司还依着传统，拍摄了不少默片，其中有“振业”出品的《呆佬拜寿》(1933)、“国联”出品的《落花飞絮》(1933，是在越南摄制的，字幕亦是越南文)。故此，1933年至1934年间，可说是默片与有声片共存的时期。
进入1935年，香港已没有默片生产，香港电影正式步进有声时代。
从1935年开始，香港的粤语片产量每年递增，从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增幅超过一倍。1935年，受到抗日热潮的影响，香港生产了多部爱国电影，其中包括“大观影片公司”出品的《生命线》。该片由关文清执导，吴楚帆、李绮年主演，电影的主题鼓吹抗日救国。当时香港政府为怕开罪日本帝国主义，一切直接抗日的言论一概被禁。因此，《生命线》亦难逃被禁的命运，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被禁映的电影。
1936年，社会教育片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这是由于中国政府当时正提倡“新生活运动”，及香港社会提倡的“反蓄婢运动”。邵醉翁执导的《广州－妇人》、《博爱》即属此类作品。
除了“社教片”之外，“爱国片”在同年增多了产量，包括关文清的《抵抗》、姜百合的《女间谍》等等。当然，故事片在香港电影史上从来也并未受过忽略。
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编导的《儿女债》一片，由林坤山、吴楚帆主演，影片以亲情为主题。
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的发生，香港抗日气氛高昂，因此电影工作者也纷纷开拍抗日爱国片，顿时间，“爱国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产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为“爱国片”，产量可谓惊人。
芸芸“爱国片”之中，由香港电影工作者集体编导、演出的《最后关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影片描述中国一班大学生对“国难当头”的觉醒。当时参与影片制作的全是义拍，可见电影工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团体合作的精神。
1938年，“爱国片”继续盛行，得奖的《血溅宝山城》是其中一个例子。同年香港第一部彩色电影《广州一妇人续集》、第一部功夫片《方世玉打擂台》及第一部国语片《貂蝉》亦相继出现了。随着《貂蝉》的出现，香港进入了粤语片与国语片并存的时期，国语片的产量渐多。
同年亦有九部粤剧电影出品，《女儿香》是南海十三郎自编自导之作，而马师曾的首本戏《贼王子》亦是当时重要的粤剧电影之一。
1939年秋，受到欧洲国家的战争所影响，1940年的港产片产量下降到不足90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电影业陷入低潮。“大观电影厂”及其他电影设施被炸，大量的香港电影拷贝和底片也被烧毁或遗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残留至今。到1946年初，香港电影业处于完全停顿状态，在这期间，只有一部反英的故事片和几部由日本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问世。由于战争期间造成的交通困难，当时大部份戏院放映的都是战前制作的粤语片。
战后初期，电影制片厂的数目较战前为少，“大中华”是其中一个较有规模的，因为它拥有李丽华、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名导演朱石麟和吴祖光。1946年至1949年，“大中华”生产了34部国语片和8部粤语片，可惜到了1949年，产量却愈来愈少，被迫关门。
总括来说，日本入侵对香港电影业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香港电影经历了四年的停产，才在1946年上映了战后首部港产片《情陷》。而到了1940年末，上海电影界很多左派人士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政治压力，或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纷纷定居香港。故此，香港的国语电影业便愈来愈蓬勃，到了七十代初更达至高峰。
国粤语并存的成熟期(1950-1969)
香港电影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复兴，而在1949年以后渐趋蓬勃，不无原因。1949年后大批中国大陆的电影工作者因政治及经济理由纷纷南下，在香港设电影厂，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摄国、粤语片，使香港成为南中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电影中心。再加上五十年代中期，星、马电影势力过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欧电影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遂令香港电影迈向成熟的雏型。
五、六十年代是国、粤语片起飞的时期，其中由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更是粤语片的盛产期。这段黄金时期粤语片有以下几个主流：
1、戏剧戏曲片
据估计，在五十年代每年就有200部 剧戏曲片问世，差不多每三部粤语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粤剧片，而在1958年更达到了高峰，这一年的160部电影中，粤剧占了一半。
“舞台式”的粤剧片基本上制作费不高，电影技巧也不特别考究，因为大部份都沿用粤剧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节，其馀的排场做手都不严格。因此，这类戏曲大多被揶揄为“五日鲜”、“七日鲜”。当然其中也不乏制作认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经典，如《帝女花》(1959)、《紫钗记》(1959)、《李后主》(1968)等。而戏曲片的演员亦有不少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剑辉、白雪仙、新马师曾、薛觉先、林家声和 艳芬等等。
至于戏剧戏曲片为何会在五十年代大受欢迎呢？这是因为战后粤剧发展蓬勃，进棚看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享受。至于一般市民只好听电台话剧或听粤曲，有见及此，电影公司便把大量经典戏剧拍成电影，让戏迷可以以低廉的戏票欣赏传统的戏剧戏曲。
2、文艺片
这时期的文艺片背景多为民国或当代，讲求戏剧结构，又或改编自中外文学、流行小说，或袭取荷里活通俗剧的故事模式。而提到这类环绕家庭伦理、男女之爱的文艺片，就不得不提粤语片电影公司中的佼佼者 : 联合电影有限公司“中联”。
“中联”创建于1952年，共生产了44部电影，出品了不少粤语片中的经典，如李铁的《危楼春晓》(1953)、《天长地久》(1955)、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传户晓的作品。
“中联”的21位精英，有见于影艺界充斥着粗制滥造之歪风，遂以认真的拍摄态度、主题健康的电影信念为大前提，创办“中联”以抗衡媚俗投机而质素低劣的“七日鲜”货色。这批电影界精英包括导演李铁、吴回和十三位着名演员: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白燕、黄曼梨、紫罗莲等等。
“中联”电影每每针对香港社会种种问题，批判上流大亨的伪善丑恶，带有浓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层次。大概是因为过份执着于传统道德使命，“中联”渐渐跟时代脱节。到1967年，它也随着粤语片的息微而关闭，但其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绝不容忽视的。
3、古装武侠片
五十年代的古装武侠片大多以民间熟悉的侠义神怪故事为骨干，但武打场面并不讲求真实感，发展至后期(六十年代初、中期)日渐注重动作场面设计，大量加进了特技花款(如怪兽、怪人装扮和模型特技)、曹达华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这类古装武侠片，如《如来神掌》系列。
4、喜闹剧
这类电影大多以诙谐搞笑的喜剧演员挂帅，桥段不外乎“大乡里出城”、“癞蛤蟆想食天鹅肉”之类的故事，如新马师曾、邓寄尘主演的“两傻”系列。
以上各类型的粤语片虽然在电影美学角度上来说，艺术感略嫌粗糙，但论到能否带给观众共鸣，则可谓绰绰有馀，难怪这段时期，粤语片的产量可观，令粤剧片达至高峰期。
事实上，从1967至1969年，粤语片的产量仍高于国语片，只是到了69至70年，情况才开始扭转。
国语片由低沉转盛的转捩点，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发行公司”与邵氏父子改组，分别成为“电影懋业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电懋”资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组后锐意在香港电影业大展拳脚。它们不但全力推动国语片，还建立完善的发行网来开拓海市场。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制作大量高质电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不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以“十万”为单位的票房成绩。“邵氏”电影制作豪华瑰丽，粤语片中的“烂衫戏”可谓相形见绌，加上制作重质不重量，鲜有“七日鲜”的电影出现。
国语片的热潮不独使国内兴起的黄梅调电影带到香港并使之流行起来，更创作了新派武侠片，包括改编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胡鹏导演的《射雕英雄传》(1959)。单在1963年，武侠片的产量已高达61部，而武侠片之中的代表作则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1966)及张彻的《独臂刀》(1967)。狄龙和王羽这些武打明星的出现，亦可视为七十年代李小龙冒起的前奏。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起，国、粤语片的确并存，虽然两者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相容的。可是，随着国语片从1970年迅速发展，加上粤语片青黄不接，于70－71年间，国语片的产量多达116部，而粤语片只有22部；于71-72年间，国语片数量依然上升，反观粤语片却只剩一部，那是由邓丽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后的数年，国语片一直领导着香港电影市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六十年代末期，粤语片面对着国语片雄霸市场的威胁，但仍力求在戏种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顺势兴起，并造就了两位当时得令的年青人偶像- 舴挤己统 宝珠，电影界追捧偶像的热潮可说是由她们而起。
香港电影的求变期(1970-1979)
七十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转捩点，而香港电影也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以致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是趋向多元化及地道化。
承接六十年代中期的凌厉气势，“邵氏”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电影业占着领导的地位，拥有“东南亚电影王国”的美誉，出品了大量国语武打片，大导演包括李翰祥、张彻及刘家良等等。他们都以熟悉的刀剑拳脚功夫片作依归，电影世界里都是强烈的阳刚味，其中张彻的电影更造就了偶像级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龙、傅声等。1970年的《龙虎门》就是当年“邵氏”最卖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71年，此类古装刀剑片的锋芒其实以较在六十年代逊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出现。
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在七十年代初叱咤一时。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运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
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令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而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这就解释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为最卖座电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员，如郑少秋、沈殿霞都是当时的电视艺员，而由于电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因此他们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但为以后的新电影类型作了开端，更令粤语片得到重新。
自此，很多电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风格，演员的演绎亦带有嘻笑怒骂的味道。从电视跳到电影的许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中硫底柱。
由于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粤语片的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也跳出了电视趣剧的框框，走上大银幕，以其独有的“笑话公式”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卖座的喜剧 :《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这些电影不但令喜剧在香港电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促使了后来功夫喜剧的诞生。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七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功夫喜剧离开电视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设计及谐趣的杂耍风格吸引观众；可以说是揉合了传统功夫片及许氏兄弟式的喜剧精粹。演员方面，成龙，洪金宝等也摆脱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贪玩的形象来亲近观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种，提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导演李翰祥从台湾返回香港东山再起，大拍风月绰头及骗术奇观电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骗术奇谭》，不但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新的一页，也象征着七十年代香港电影意识的转变-金钱至上、绰头化的风格抬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不过，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却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
‘贰’ 关于香港电影业发展历程的问题
在香港娱乐走过的50年间，留在内地人记忆最为深刻的香港之星，依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璀璨的明星群体。这不仅是那个年代，内地人刚刚从精神与艺术生活的极度匮乏中走过来，更重要的是，那一代明星，依靠的是勤奋，以及对艺术的真正理解，再加上香港“得天独厚”的娴熟的艺术操作手法与流程，使香港娱乐业攀上了一个艺术的高峰。当香港的娱乐业从市场化与艺术相结合，带来了香港娱乐业数十年的长盛；而当香港娱乐业单纯只剩下商业化操作的时候，香港娱乐业必定要走向衰落。
‘叁’ 香港电影新浪潮对中国电影有什么影响
香港电影怀旧篇之－－1979-1983年的香港电影新浪潮：短暂的激情
1979-1983年徐克、许鞍华、方育平、严浩等人掀起香港电影新浪潮
香港新浪潮电影的源起是一班在电视台出身的年轻导演各自开始拍摄风格新颖的电影。1979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涌现出章国明的《点指兵兵》、徐克的《蝶变》、许鞍华的《疯劫》和翁维铨的《行规》。而在1978年，严浩拍摄了《茄喱啡》。1980年，谭家明拍摄了《名剑》。
到如今一直坚持拍片并且占据主流电影位置的可能只剩下徐克和许鞍华了。那些曾经心怀电影梦的年轻导演的离开或淡出，多少勾勒出香港电影这些年从蓬勃走向低谷的一个走势。
徐克：新浪潮这个帽子太大
新浪潮代表作：《蝶变》、《第一类型危险》
我们当时在电视台分了几批，许鞍华、严浩、谭家明属于另一组，我们很少会碰上面。那时有一群人是新浪潮的，我们每个月都要一起吃顿饭，谈谈彼此的经历。
“新浪潮”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帽子太大了，我们戴不上，因为我们都知道新浪潮是法国的电影运动。香港的新浪潮具体的定义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没有一个理论，只是当时有一群从电视台出来的导演，共同的朝一个方向走，这群人就叫做新浪潮了吧。新浪潮的导演来源也很多，有本地的，有国外的，拍各种片子的也都有。当时有记者问我们怎么定义，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就是指这一段时间出来的导演，在电视台里面做过后来从事电影导演的一批人。
严浩：人逃不出命运的安排
新浪潮代表作：《茄喱啡》、《夜车》、《公子娇》
当时我苦于无机会当导演，在替许鞍华等人执导的《奇趣录》写剧本，一天许鞍华忽然叫我替她拍摄一个单元，原来是拍摄生产十字牌牛奶的修道院，因为那里是女子禁地。我当然答应了，所以可以说是许鞍华升我为无线的导演的。
对我来说，我头三出电影都是习作，因为当时还未很了解商业因素，艺术的修养亦未到家。直至我刚完成《太阳有耳》的剧本时，我才惊觉之前几出电影都是讲我对命运的看法，反映了我的思想状况。由最初三部《茄喱啡》、《夜车》和《公子娇》的“人是逃不出命运的安排”到《天国逆子》讲人是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任的，及至《太阳有耳》更进一步提出人是可以掌握命运的，我发现原来我已经解放了自己。
方育平：电视台是我们的少林寺
新浪潮代表作：《半边人》、《父子情》
若说新浪潮电影的导演与当时大片厂的导演有任何不同的话，那也只是各人的喜爱、修养、关怀有所不同。我们那班导演最大的共通处，是大家曾在电视台工作过几年，可以说电视台是我们的少林寺，要打出木人巷才能正式“下山”投身电影圈。刚巧那时候邵氏等大片厂正处于低潮，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趁势而起。
我认为“新浪潮”的定义是一群年轻人参与制作电影，并且由于他们的参与而为电影界带来一番新的气象，与前一辈的作品有所不同，这就是新浪潮。在这样的定义下，新浪潮电影并不只局限于我们那一辈，而是不断在出现的，所以我认为这浪潮并未结束，而且永远也不会结束。
余允抗：香港电影要走国际化
新浪潮代表作：《山狗》、《凶榜》、《师爸》
进入大学时，我报读了UCLA电影系。进去后认识一些朋友，遇到南加州大学的刘成汉、刘国昌、方育平，那时候便感觉到念电影系不再孤独。毕业后遇到了胡金铨，参与他创作《华工血泪史》的剧本。
在新浪潮导演群中，我觉得自己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这么多次拍电影，我都有很强的自主性，没有人干涉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缺乏一个强势的人帮我分析问题，时常陷于死胡同中，在牛角尖里钻。觉得自己在电影界再无可为的时候，便离开电影圈。现在我看电影圈，觉得自己已很难回去，因为自己已失去热情，而大家也失去了热情。香港电影的出路，是要走国际化，拍可以让全世界观众看得明白的电影。
刘成汉：推动香港电影发展
新浪潮代表作：《欲火焚琴》
新浪潮电影的其中一个特点，是绝大部分的导演都是在本土成长的，他们的少年时代都是在香港度过，不像老一辈的导演如李翰祥、胡金铨、张彻等是来自内地。由于新浪潮导演是属于本土成长的一代，所以他们的关怀是本土的、城市的。这不能说是革新，但却绝对是一种转变。
上世纪70年代中、末期，香港的电影工业正处于低潮，李小龙死后，香港影坛已再没有人能吸引观众入场看电影。新浪潮的出现令电影工业迈向专业化，因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应付了一次危机。至于在艺术成就上，香港的新浪潮并不能与欧美的相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浪潮导演从未走出商业类型片的框框，他们是对商业电影作出改良，而非革命。
许鞍华：没有一股团结的力量
新浪潮代表作：《疯劫》、《投奔怒海》
如果我们当时能有一个共识，或者大家一起合作，将这件事变成一种在经济上与艺术上可行的东西，即团结性的东西的话，我相信会好很多。因为搞电影并不只是拍东西，搞电影是一个文化形态，需要将这件事系统化及企业化，将经济结构与制作结构的系统弄清楚。我们没有将它变成一套制作的方式，亦没有团结的力量，最多是大家不会互相斗争，但肯定就没有合作。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
‘肆’ 香港得以发展后现代主义电影的原因是什么
A无根的殖民地文化
‘伍’ 香港电影新浪潮的简介
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电影界涌现一批新锐导演，有许鞍华、徐克、严浩、谭家明、方言平等。他们当时的年龄平均不过三十岁，都先在电视台实战磨炼两三年后，继而不约而同地投身电影工业。短短数年间，这批新导演及其作品，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在电影圈掀起一股巨浪，为正处于低潮的香港电影业注射了强心剂，开拓了前所未见的新局面。当时的媒体称之为“新浪潮”。
香港电影新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两岸三地新电影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全新的思想内容、美学语言和技术手法，为香港电影乃至华语电影带来了新鲜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本书涵盖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兴起与衰落，评析了这一浪潮中的几乎每一部主要作品，并且论及新浪潮导演在运动之后、持续至今的电影创作，不仅见证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兴衰起落，更记录了近三十年来香港当代电影发展的风雨变迁。
石琪，香港资深电影评论家，长期从事影评写作及电影文化活动，其对香港电影的独到剖析，是立足于香港本土文化做出的真切而权威的阐述，对大陆电影学界、业界及影迷理解香港电影文化颇有参考、借鉴价值。
‘陆’ 什么是香港电影的新浪潮运动有什么新的内容
新浪潮是将电影与商业结合的一个新的电影风格。
1979年是香港电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开始。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转投电影圈，他们包括徐克、许鞍华、章国明、谭家明、严浩、余允抗等等，他们本着对电影的热诚，及年轻人特有的创意和社会触觉，拍出不少充满个人色彩的电影作品，为香港电影打开崭新的一页。 最先掀起新浪潮的是1979年的三部作品：《疯劫》(许鞍华执导)、《蝶变》(徐克执导)、《点指兵兵》(章国明执导)。其后这批或在外国学习电影，或在电视台少林寺出身的年轻导演继续拍摄了一部又一部风格化的电影，包括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半边人》(1982)、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1980)、谭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等数十部作品，都很能表达这些导演对当时社会气象的感觉及情怀。 虽然这些新导演全被以“新浪潮导演”之名，但事实上，他们每一位的作品都极富个人色彩，并没有陷入香港电影类型化的传统模式。许鞍华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锐；徐克有一股神经质的张力；方育平作风朴实，真实感浓厚；严浩浪荡于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间；谭家明走中产美学；章国明擅拍警匪片等等，这些特质都体验到新浪潮电影的“作者论”美学。 “新浪潮”标志着香港电影与上一代中国本位粤语片的决裂。五、六十年代的粤语片往往背负着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创新；而“新浪潮”电影则带有浓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强烈的本地感性；这跟导演们于香港成长、受西方教育很有关系。
‘柒’ 对香港电影的感想800
1909年，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俄裔美国人宾杰门·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在香港摄制故事短片《偷烧鸭》，导演是香港人梁少坡，布拉斯基充当摄影师，演员有梁少坡、黄仲文及黎北海，全片皆在香港拍摄及香港人参与创作.另外还有另一部故事片就是是《庄子试妻》（1913年），此片由华美影片公司（Chinese American Film）出品。从此香港电影就产生了。
1930年代初期，有声电影开始流行，黎北海的中华于1933年先完成一部局部粤语对白电影《良心》（白玉堂、唐醒图），同年9月20日公映香港制作首部全粤语对白电影《傻仔洞房》（廖梦觉、杨倩侬）。
1934到1936年香港的电影制作公司数量倍增，以香港为基地大量拍摄粤语电影，成为香港电影的第一次繁荣期。
1940年-1960年代
战后，资金和人材不断从中国流入香港，令香港工业蓬勃发展，香港电影业也不例外。国共在1946年再开战(国共内战于日本侵华期间休战)和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获得胜利，都令资金和人才大量涌入香港．华语电影中心也因此南移至香港。另一方面，香港大量出口电影至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有大批中国侨民聚居的地方）和西方国家的唐人街（Bordwell，2000）。
随后香港电影双线发展：粤语电影和国语电影，由于当时香港电影配有英文字幕，是香港电影的发展更为快速。
盛世(1980年代早期－1990年代)
港产片于70年代播种，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早期丰收：广东话的获胜、新式的电影院誔生、东亚市场的超强地位、和西方对香港电影的关注。
新艺城与德宝的兴起
到了八十年代，邵氏渐渐退出电影制作。以九龙巴士雷氏家族为首的金公主影线，拉拢奋斗公司的黄百鸣、石天、麦嘉改组成新艺城公司，新艺城在1982年的最佳拍档大收旺场，击败了嘉禾的龙少爷，于是嘉禾领先的优势被新艺城所威胁。新艺城制作了最佳拍档系列、英雄本色系列等知名的电影。在整个八十年代风光一时。
香港电影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功夫，代表人物有成龙，李小龙，李连杰，喜剧：周星驰，曾志伟，文艺：张曼玉，张国荣，
国际市场
当时，香港电影工业是少数之一，在面对好莱坞日益壮大的全球影响力下仍然能够茁壮成长的。事实上，香港电影在香港及其邻近地区中拥有媲美好莱坞的支配地位。不论戏院还是影带店，像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这些地区的观众一向是香港电影的重要市场，而且现在香港电影比之前更受欢迎。台湾已成为起码其中一个如同本地般重要的香港电影市场；在90年代初，一度蓬勃发展起来的台湾电影工业，在香港进口电影突击猛攻之下，几近灭绝(Bordwell，2000)。在日本，他们的电影业已高度发展，资本亦比香港充裕，日本观众又酷爱美国电影，香港电影只得到较少立足点，即使如此，异常地，成龙在日本广受欢迎。
近乎偶然，建基于从70年代的功夫热得来的注意力，香港也能伸展更远，到达西方。香港电影在唐人街的电影院放映或在影带店租售，令到西方的电影文化人有机会接触香港电影，从而被当中的“异国情怀”吸引。在随后的时代逐渐浮出到更广大的大众文化之中。
年代中期至今，电影业处于危机中
在 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业由盛转衰，而且一直未能复苏。2003年是香港电影业最黑暗的一年。除了经济继续低迷之外，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又称非典型肺炎、非典、沙示、SARS)病毒爆发，使许多戏院空空如也，并令电影制作停顿四个月; 该年只共拍摄54部电影 (Li，2004)。香港的两位着名歌手兼演员──张国荣(46岁)和梅艳芳(40岁)──的死，对电影业更是雪上加霜。
着名的香港演员
张国荣，代表作：《英雄本色》、《倩女幽魂》、《胭脂扣》、《阿飞正传》《霸王别姬》、《东邪西毒》、《春光乍泄》
周星驰，代表作：《功夫》《喜剧之王》《大话西游》《九品芝麻官》《食神》
周润发，李小龙，成龙
‘捌’ 什么是“新武侠电影”
【转贴】 江湖夜雨十年灯：谈“新武侠”电影
魏君子
记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末期胡金铨、张彻等人拍武侠片时，就有人称他们的作品为“新派武侠电影”了。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以徐克、程小东为首的一批导演拍出的《黄飞鸿》、《新龙门客栈》、《东方不败》等片，同样被定义为“新武侠电影”，并且带动了当时华语电影界争拍武侠片的热潮。进入二十一世纪，李安以一部《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使中国的武侠电影真正走向世界。不过，未等我们这些武侠迷的振奋心情消退，如今张艺谋雄心勃勃制作的《英雄》又隆重上演了，听他讲“要力求跳出传统武侠片格局”的意思，似乎是也想打造出个不同以往的“新”武侠电影。而此时已经有些英雄迟暮、但仍不失为一代武侠片宗师地位的徐老怪，同样也来了句：传统武侠电影现在已走到尽头，要想真正振兴我国这门独特的类型电影，就要找出“新武侠”的概念——既如此，我们在讨论张艺谋的《英雄》到底算不算“新武侠”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以前拍摄的那些经典武侠电影，倒底靠什么令我等荡气回肠、沉醉不已呢？是武打场面的视觉冲击，还是江湖侠士的万丈豪气？是人物形象，还是风格意义呢？
其实谁都明白，“新武侠电影”这个概念是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并且与时俱进的。胡金铨以及后来徐克的武侠片之所以都被称之为“新”，自然是相对于过去的武侠电影而言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武侠片，除了胡鹏、关德兴的《黄飞鸿》系列稍见特色外，基本没有进步，还停留在二、三十年代《火烧红莲寺》制作粗糙、手法呆板的剑仙片水准呢。因此胡金铨的《大醉侠》、张鑫炎的《云海玉弓缘》、张彻的《独臂刀》一出，其吸收国粹文化、借鉴西方牛仔日本武士电影拍摄技巧的精心制作，立时引起轰动，由此产生了第一代“新派武侠片”。只是到得七十年代，王羽、李小龙、成龙将时代背景由古代拉近到近代甚至现代，由此古装武侠片遂分化出功夫格斗片一支，而其本身的发展却变得缓慢起来。八十年代傅奇、张鑫炎去内地拍的《少林寺》、《少林小子》等影片，虽然闻名中外，并掀起内地“少林”等门派功夫电影的一番热潮，但手法境界却并未超出旧时架构，只能说是延续，算不得创新。至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香港新浪潮电影运动中有一些导演（比如徐克的《蝶变》、谭家明的《名剑》等）企图突破之前武侠片的模式，借武侠片这一类型阐述个人艺术旨趣，确实也颇有新意，只可惜在当时未成主流，稍纵即逝。然而其后不久，徐克借助从好莱坞学习的高科技打造的《新蜀山剑侠传》尽管在当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却为将来第二代“新武侠电影”的闪亮登场埋下了伏笔，同时亦奠定了技术基础。
如果让我们这批生于七十年代（或者可再扩大到八十年代初期）的青年影迷评出自己心目中的经典武侠电影，相信入选的大多数作品会是拍摄于九十年代至今的一批“新武侠电影”。究其原因，固然有我们迄今十多年观影时代的难忘记忆作祟，更大程度上还是自1990年开始，徐克以《笑傲江湖》及其续集《东方不败》书写了武侠电影新篇章的序言，之后香港的王家卫、于仁泰、刘镇伟、王晶，台湾的朱延平和赖声川，内地的何平分别以自身对“武侠”的独特理解，运用全新的电影语言，风格或中正大气、或另类颠覆、或后现代搞笑、或粗砺强悍，叙事手法、场面调度、特技画面、人物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呈现出多元化格局，更加贴近时代精神和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与审美习惯。与以往武侠电影相较，单单一个“新”字恐怕是难以概括的。
前文已经提到，是《笑傲江湖》拉开了九十年代至今华语新武侠电影的序幕。这部由徐克电影工作室制作的电影本来由当年武侠片大师级人物胡金铨担任总导演，但后来他因与徐克等人在创作理念上出现重大分歧，而中途退出剧组，余下部分由徐克、程小东、李惠民补拍完成。对于这部集四位导演之功的《笑傲江湖》，记得有人这样评价：“既有胡金铨古朴的浪漫风格，造型具有中国古代木刻白描人物画的意趣；又有徐克式的天马行空、迅速流畅的武打设计和角度多变的镜头和剪接；可谓写实与想象并行，视觉上有一种潇洒的美感。”不过，依在下个人看法，这话恭维成分居多，而且避重就轻，画面、武打、剪接对于武侠片来说固然重要，故事、结构却是任何影片成功的关键（在笔者看来，张艺谋的《英雄》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再看《笑傲江湖》，整部影片哪里都好，就是故事讲得差了点，出现与原着无关的东厂太监情节是胡金铨拿手的好戏；而令狐冲到处和人扯闲篇以及片中人物嘴中所说皆含针贬时弊借古喻今的寓意则是徐克擅长的噱头，两者的融合显然并不成功，但是影片的整体风格、场面调度、武打编排、镜头表现、画面意境和优美的音乐都足以让人不去理会故事架构的缺撼，因此《笑傲江湖》在票房上还是取得了成功，并且成为新旧武侠电影的分界岭，更直接影响了以后的武侠电影创作。
至于1992年拍摄的《笑傲江湖2东方不败》，虽然没了第一集很明显的胡氏古朴凝重风格，但却显得更加浪漫肆意，动作场面天马行空，画面剪接快速有力，故事情节比之前集也显得集中紧凑，影片以东方不败的成王败寇经历和与令狐冲的情感纠葛驾构全篇，借退出江湖与雄霸天下的主题纠葛借古喻今，极富张力，令观众为之倾倒。而林青霞成功反串的一代枭雄东方不败的形象以及挥手之处飞沙走石血肉横飞的动作场面，更成为滥殇，使得其后的主流武侠电影只能望洋兴叹，勉强算个跟风之作罢了。
《东方不败》上映的同年，徐克又重拍了胡金铨的经典名作《龙门客栈》，影片在消解了胡金铨老版《龙门客栈》凝重、严肃、阳刚风格，代之以凌厉、肃杀气氛的同时，又以风骚老板娘金镶玉（张曼玉饰）嘻笑怒骂、调风弄月营造了以前武侠片中少有的暧昧意味，武打场面则精彩纷呈、紧凑潇洒，介于《黄飞鸿》与《东方不败》之间，别有一番风景。
尽管徐克对武侠电影的贡献极大，如借古讽今的政治立意，武林风云的写意刻画，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尤其令后来的同类电影难以企及。但要论其被人模仿借鉴最多的，却是充满想象力的动作场面和旧瓶装新酒的翻拍。程小东、袁和平甚至元彬、马玉成等知名动作指导在与徐克共同打造多部武侠片经典之后，又在其他影片中重复了这些武打场面，当然使人感觉似曾相识。而翻拍旧片、旧题材则成了整个九十年代港台武侠片群体的重要特征，《新火烧红莲寺》、《新流星蝴蝶剑》、《新少林五祖》皆是旧片经典的借尸还魂之作。不过，在产生了一大批模仿徐克武侠片风格的烂片（如《刀剑笑》、《新冷血十三鹰》等）之余，刘镇伟、王晶、朱延平等人又尝试用后现代的搞笑方式对旧式武侠片进行了疯狂的颠覆，而这主要体现在对英雄侠客的形象塑造上。尽管徐克影片中的侠客们也是个个伶牙俐齿，滑稽幽默，但还不失为英雄本色，而在《东成西就》、《武侠七公主》、《九尾狐与飞天猫》等片中，侠客剑士再也没有往日武侠片中英雄正气的高大形象，相反却不是猥琐无能，就是胆小怕事。行侠仗义早成了无关重要的末节，倒是一些现代人的世俗观念成了他们的行事箴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到这里却成了游戏江湖、快乐无比。其实，这类搞笑武侠片的目的主旨只是迎合当代大众欣赏口味而已，至于什么后现代的颠覆解构倒更象是商业追求中的无心插柳了。
在很多人眼中，武侠电影作为类型片的一种，自然应以娱乐性和大众化的商业标准为衡量准绳。由此而言，经典如徐克的《东方不败》、《新龙门客栈》等片对动作技术的纯形式追求亦超过影片内容本身，出来的效果自然好看，娱乐性十足，而营造出的意境又能让普通观众感受到几许艺术味道，这才是主流电影，商业与艺术结合的最佳典范！相比之下，香港王家卫固执营造的既超脱又迷失个人情感沙漠的《东邪西毒》；台湾赖声川夹杂着微妙禅意与社会批判、并且内容晦涩难懂的《飞侠阿达》；内地何平拍摄的西部色彩浓重、粗糙有力的《双旗镇刀客》倒更象是充斥着强烈个人风格的艺术电影。他们完全跳脱传统武侠片的模式，营造出全新的江湖意境，人物形象或是醉生梦死、执着寂寞的沙漠过客，或是大智若愚、洞若观火的俗世大隐，或是单纯平凡却又臻至人刀合一境界的少年刀客，总之务必体现作者的独特创作意识。可以说，这几部影片即便在这股“新武侠电影”风潮中仍可称得上另类、新奇之作，其可嘉的探索精价值在电影史亦可留有一席之地。但此类个性十足的武侠片却注定会因其重艺术化处理，缺乏娱乐噱头的特质，落得个叫好不叫座，难以令普通大众理解甚至望而却步的结局。
记得有人曾认为是1994年王家卫那部遭遇票房惨败的《东邪西毒》终结了九十年代港台“新武侠电影”热潮。但笔者却觉得并非如此，无论是拍摄时间，还是上映时间，黄泰来的《刀剑笑》都比《东邪西毒》要晚些，而正是因为《刀剑笑》这类跟风抄袭的烂作横行，败坏了观众的胃口，才将风头正劲的“新武侠电影”逼向绝路。使得1994年之后数年，港台大银幕上很少再见到武侠电影的踪迹，倒是文隽、刘伟强制作的由漫画衍生出来的变种剑仙片《风云雄霸天下》和《华英雄》等红火一时，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2001年，《卧虎藏龙》获得票房与奥斯卡取了得双重成功，同时亦令已经少人问津的华语武侠电影重新焕发生机。客观地说，《卧虎藏龙》如舞蹈般优美的武打场面和中国山水的如诗意境乃是师法自当年胡金铨的经典武侠名片，就拍摄武侠类型电影的规则而言，并未有实质性突破。唯一让人新奇的却是该片的女性角度造就了温婉暧昧的情感氛围，使得俞秀莲和玉娇龙两位坚忍女性的形象远比李慕白、罗小虎鲜明得多——恐怕这也是《卧虎藏龙》能被西方观众接受的重要原因吧。
至于最近正热映的国产商业大片《英雄》，尽管其宣扬的“胸怀天下”英雄观比以往武侠电影里草莽豪客只为个人恩怨便动辄打杀的境界要高出很多，但因其演绎得不是很到位，导致许多观众并不认同，恐怕这是张艺谋没有料到的。还有李连杰、梁朝伟等众多明星诠释的英雄形象符号化严重，性格情感变化发展不够明显，亦是遗憾。不过，《英雄》效仿《罗生门》的三段回忆式叙事结构与以五种颜色画面营造的情节意境在武侠电影中却算得上创意之举，值得鼓掌。
说起来，武侠电影发展到现在已有几次从形式到内容的创新，而且能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年龄、阶层观众的喜爱，归根到底应是华人共通的传统文化和认同的侠义精神起了重大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观念和欣赏水平的提高，武侠电影要想生存下去甚至再度辉煌，惟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呵呵，借用一下没问题吧？）。因此，张艺谋的《英雄》在创新方面虽然还远谈不上徐克提出的“新武侠”概念，但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未尝不是一种可贵的探索——尽管我们还不好评述它到底成功与否。
希望自《英雄》始，无论成败，武侠电影能找到一个新的起点。
http://www.joy001.com/bbs/index.php?showtopic=9597
http://www.xinxianet.com.cn/html/pinglun/yingship/1430.html
‘玖’ 谁能告诉我香港新电影《僵尸》讲的是什么，表示结局看不懂啊。
《僵尸》（Rigor Mortis）是一部向传统僵尸片致敬的电影。由麦浚龙执导，钱小豪、陈友、惠英红、楼南光、鲍起静、卢海鹏、吴耀汉、钟发联袂主演。
该片讲述的是一个演惯僵尸片但已无片可拍的老演员，并且家庭生活不幸，妻离子散的他搬到一座阴森诡谲的大厦，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却遇上隐世的天师阿友后引发的故事。《僵尸》于2013年10月24日在香港公映。
剧情评价
对港片逝去的悼念不说影片内容，《僵尸》都是一部奇特的片子。它不仅上演了“僵尸归来”，为该年的香港恐怖片浪潮再添砝码（《迷离夜》与《奇幻夜》）。他更拉来日本恐怖片大拿清水崇，放开手脚，兼而有之，大玩CULT元素（爆骨断手之类）。
除了常见的凶宅、恶灵设定，《僵尸》不乏血浆，杀戮气息极重。这部电影把重头戏安排在了炼制僵尸和七日重生上，五行八卦的斩妖降魔也颇有创意。至于观众翘首企盼的僵尸露面，电影久久不愿出现，僵尸跳出现了几次，屏呼吸运用了一次。
对一些追求古早味道的观众来说，影片这样的表现可能会让他们略感失望。大量特效场面的运用，日式恐怖的渗人掺入，它们都大大削弱了以往僵尸片的幽默搞笑，僵尸也变得不甚活泼。但是，过去已成为过去，僵尸片无法死而复生。
‘拾’ 香港新浪潮电影知识介绍
香港新浪潮电影知识介绍
香港电影新浪潮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一般认为是1979年—1983年期间)香港电影的一个潮流，参与者多是在外国留学、有电视制作经验的年轻导演，如徐克、许鞍华、严浩、谭家明、方育平等等。香港新浪潮的导演主要在美国或英国攻读电影课程。他们在1970年代回到香港后都加入了电视台发展。他们在电视台接受一番磨炼后，离开电视台发展电影事业，在此期间拍摄的一批风格清新的影片。1978年8月18日出版的电影杂志《大特写》(《香港电影双周刊》的前身)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香港电影新浪潮：向传统挑战的革命者》，首次用新浪潮一词来期待香港的新电影。
出现背景
七十年代末期，国际形势动荡不安，香港经济的高度发展和腾飞、独立电影制片机构的风起云涌，具有正义感的影视工作者鄙弃“四头”(噱头、拳头、枕头、鬼头)影片而开拓新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从国外电影学院毕业回港并从事电视编导工作的年轻导演，他们本着对电影的热诚，及年青人的独特创意和社会触觉，拍摄出了一批完全不同于传统香港电影的充满个人色彩的新潮电影。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这批影片的卖座虽然不是特别高，却为港片在编导手法和摄制技术上呈现出异于传统香港片的新风貌。
1976年，梁普智、萧芳芳导演的《跳灰》一般被认为是新浪潮的先声，1978年，严浩导演了《咖喱啡》，打响了新浪潮的第一枪。之后是1979年，三位青年导演分别推出了他们的电影处女作：徐克把科幻和武侠合二而一，推出了“未来主义武侠片”《蝶变》，许鞍华的《疯劫》根据一起真实案件改编，把悬念和推理结合起来处理凶杀案件，章国明的《点指兵兵》以逼真自然的光影展示警探和罪犯的搏杀。这三部影片标志着新浪潮的正式诞生。随后，严浩、刘成汉、方育平、蔡继光、谭家明、黄志强、单慧珠、唐基明、张坚庭、黎大炜、于仁泰等相继掘起，拍摄了《父子情》、《夜车》、《投奔怒海》、《似水流年》、《喝彩》、《欲火焚琴》、《师爸》、《山狗》、《冤家》、《表错七日情》及《墙内墙外》等新观念与新形式相结合的影片，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在短短的时间内，竟有几十位锐气十足的年轻导演拍出了他们的处女作。不仅票房价值颇高，还获得了电影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同时也受到制片人的青睐。
此后，不少电视界的人才加入香港电影界工作，两者的互动日益频繁，甚至有电视节目改编拍成电影(如萧芳芳主演的《林亚珍》)。电视界举办的选美比赛和歌唱比赛等，也陆续发掘了一批新掘起的一代，促成了往后10多年香港影坛“明星制度”的勃兴。
香港电影新浪潮的特征
“新浪潮”的“新”，带有与多传统及及传统分别的意味。同时亦意味着一种创新和实验取向，力求突破传统而别具一裁。如意大利五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是对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后的电影事业的一次重新评述及振兴，而法国的六十年代“新浪潮”是源自对法国五十年代的商业电影工业机制的不满，通过崭新的电影手法表现当代人的生活状态，是对当时主流的“优质电影”的反叛。香港“新浪潮”，电影则标志着香港电影与上一代中国本位粤语片的决裂。五、六十年代的粤语片往往背负着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创新。“新浪潮”电影则带有浓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强烈的本地感性，这跟导演们在香港成长、受西方教育很有关系。
“新浪潮”导演虽然都被冠以“新浪潮”之名，其实每位的电影都极富个人色彩，并没有陷入香港电影类型化的传统模式。许鞍华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锐;徐克有一股神经质的张力;方育平作风朴实，真实感浓厚;严浩浪荡于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间;谭家明走中产美学;章国明擅拍警察和匪徒片等等，这些特质都体验到新浪潮电影的“作者论”美学。
大体上“新浪潮”导演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由于“新浪潮”主要导演大都有留学海外专业培训的背景，因而具有开放的视野和自觉的电影影象意识。他们重视电影语言创新，真实、鲜明、大胆、饱满、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效果。在影片的叙事、结构、节奏等方面，尤其是在电影取景、色彩、自然光使用，剪接等方面，具有强烈的形式感和风格化特征。
不过，新浪潮导演在强调突出个性的同时，并未走向实验电影的极端，而是巧妙地将艺术性和商业性结合起来，兼顾电影的商业因素和观众的娱乐要求。在“满足个人”和“满足观众”间求得平衡，以追求商业上的最大成功。他们是对香港主流电影的突破，但并非彻底抛弃。比如，香港“新浪潮”电影大都从类型电影入手，然后进行创新和改造。徐克将科幻电影与武侠电影合为一体，刷新了香港电影对于武侠电影的观念，熟练有力的`导演手法也令观众耳目一新;在《疯劫》中，许鞍华将一件真实的凶杀案编写成一个极富悬疑和推理性的故事，创造出逼人的惊竦气氛;在《点指兵兵》中，章国明则描绘警察与兇手的摩擦，刻意表现警察焦灼的心理状态，拍摄十分讲究光源，主张推回自然。这些影片强调并突出个性，在“满足个人”和“满足观众”间求得平衡，而又偏重于“满足观众”，以便追求商业上的最大成功;这些影片重视电影语言的创新，善于用较新的技巧创造“外在真实的表象”，以造成真实、鲜明、大胆、饱满、具有冲击力的画面视觉效果。这说明新浪潮导演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观众。
此外，这时期的电影是低成本，不用大明星，这同后来港片标榜明星阵容，动辄千万制作的营运模式截然不同。香港的电影界从来都是以商业挂帅，新浪潮电影叫好不叫座，自然难免被淘汰的厄运。年轻导演们对电影的热爱与艺术抱负，在香港高度竞争的商业生产制度下，没有个机构和资金支持，迅即被商业浪潮裹卷而去。香港“新浪潮”电影，从1979年掘起至1982年已成了强弩之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新浪潮即宣告结束。大部分新锐导演都融入主流电影，成为商业电影的生力军。“新浪潮”后劲不足，究其原因，首先是香港是一个极商业化的投机城市，电影剧作始终以纯大众娱乐为纲领。其次，香港亦因为其中西文化枢纽的位置，迅速收各类型文化资金，但亦因为急功近利，迫切于商业效益的应验，故每当欲把题材和形式推进至较深层面时，便往往显得情理不足，根基薄弱，而陷于一片混乱。许鞍华、徐克、章国明、谭家明、方育平、严浩、吴宇森等创意的电影创作者，都在剧作上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如此，“新的浪潮”对整体影业仍然带来新血和冲劲，有助于主流电影的革新和转型。
“新浪潮”在八十年代中期分成两种取向，一是继承社会和政治题材取向，如《男与女》(1983)、《家在香港》(1983)以及方育平的电影《父与子》(1981)、《美国心》(1986)等。另一个“新浪潮”是侧重艺术形式与主题追求的影片，具有代表性的是谭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最后胜利》(1987)等。谭家明影片着重庞大复杂的剧作结构，利用如“青春片”及“黑帮片”等类型电影模式，而衍生出类型电影叙事模式外的情感描述。
意义
香港新浪潮运动只持续了两三年，其中严浩、许鞍华和徐克等导演，更成熟的影片反而出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所以，新浪潮对香港电影的最大贡献，并不在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在于：一方面它为香港电影培养了大批人才，给了一些有新想法的年轻人进入电影工业的机会，另一方面，它开拓了香港电影的思路和视野。香港新浪潮的电影语言观念与方法上的前卫性让人眼界大开，从而改造了主流电影的现状，使之制作方式和包装手法得以更新;另外，其操作的中和性又使得一般的电影人与电影观众容易接受，从而使不同的电影类、样式都得到改造，由此形成新的多元化的电影创作格局。这些新浪潮导演其后叱咤香港影坛达20年。“虽然发展不一，但上世纪70年代末确实是他们独领风骚的年代，也在精神上启发了台湾和大陆的新浪潮”(焦雄屏)。
评价
三十年悠悠过去，如果以法国新浪潮的标准来比较，香港新浪潮的作品数量和成就明显远远不及。不少论者认为没有共同的信念和宣言，是香港新浪潮昙花一现的主要原因，影评人澄雨甚至毫不留情地批评新浪潮“姿势多于实际，包装多于内容”。在这当中不可忽略社会和时代的因素，好像欧洲新浪潮是伴随着反战、学运出现;日本方面，《美日安保条约》引起国内的不满，也激发了大岛渚、寺山修司等影人的创作。而台湾新电影出现时，更是正值解严的关键时期。香港呢，新浪潮却与本地的社会运动失诸交臂，七十年代末社会走向稳定，新浪潮的爆发难免显得格格不入。
港产片八十年代以后的兴盛，固然有新浪潮的一份贡献，但最后获胜的其实还是主流电影，新浪潮大部分导演拍了几部片后便退下火线。一路走来，到今天仍活跃电影圈的就只有徐克、许鞍华二人，然而际遇已大不如前。近年《深海寻人》和《女人不坏》虽然仍可见到徐克的无限创意，观众却似乎不太领情，未能引起话题。至于许鞍华难得仍然坚持着人文关怀，但是《天水围的日与夜》要到获得金像奖后才受到注目，最近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也是票房惨淡。
回看新浪潮电影，虽然当中不无粗糙、单薄的瑕疵，但所流露出的真诚、冲劲、热情、勇气，隔了三十年后，仍然看得人热血沸腾，而这一份精神不正是今天港产片所缺乏的吗?
代表作品
徐克
《蝶变》(1979)
《第一类型危险》(1980)
《地狱无门》(1980)
许鞍华
《疯劫》(1979)
《投奔怒海》(1981)
严浩
《茄喱菲》(1978)
《夜车》 (1980)
《公子娇》(1981)
方育平
《半边人》(1981)
《父子情》(1983)
余允抗
《山狗》(1980)
《师爸》(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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