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香港电影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
97回归后，香港电影开始走向没落，真的是这样吗？这样的时间节点难免会让人产生误解，事实上从9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电影已经展现出了疲态。如果说香港电影是一种情怀，那今天他已经是过去式了，如果把香港电影看做地域发展的产业，时至今日香港电影依然是前进的。经济危机，盗版，好莱坞电影的兴起，韩国电影抢占市场，sars，本土电影票房剧降都是造成香港电影衰落的原因
香港电影的拐点，在1993年达到顶峰后，开始走下坡路，单从电影产量就开始下降了
电影市场对比
1993年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在美国 Turner 及Disney 购并New Line 与Miramax，二是中国电影改革的关键文件3 号推出，这都推动了香港电影走向衰落
香港电影（Hong Kong Film）是华语电影的先驱者。华语电影是分割成四个地方发展的：香港电影、大陆电影、新加坡电影和台湾电影。在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已发展成为华语世界（包括海外华人社会）以至东亚电影的制作基地之一。几十年来，香港一直是电影工业基地之一和电影出口地之一，人们把它称做“东方好莱坞”。如何走向了没落，至少有这几个原因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1、邵氏电影公司的转型
从80年代开始，邵逸夫的电影公司把重心转移到了电视剧上面，这也是为什么80年代电视剧如此火爆，而电影开始减产。曾经出品过很多精品电影的邵氏，不知道是窥探到了时代的脉搏，还是后起之秀电影公司的压力，工作重心转移。
2、台湾市场的流失：台湾市场是香港电影的主要输出对象，台湾本地电影的崛起以及香港电影的泡沫化导致香港电影在台湾的影响力锐减，台湾民众的重心回归本地电影。这个理由十三少是不赞同的，在1989年开始推行一年一度的"国片制作辅导金"，大力扶植本土电影，确实是在逐渐压缩外来影片，香港影片在短期内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台湾本身的电影基因不够，本土片很难盈利，香港电影拥有更强的明星号召力和电影卖端口价值，于是大量的台湾电影制作公司纷纷将资金输送到香港拍片，然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将这些影片以港片的形式再进口到台湾上映，这就是所谓的"台产港片"，所以总体而言，香港电影并未由于台湾的本土化政策而受到大的冲击，所以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3、电影人才的流失：90年代很多的香港导演以及明星前往美国好莱坞发展，导演有吴宇森、徐克、洪金宝、林岭东、袁和平、于仁泰、唐季礼等，演员有成龙、李连杰、周润发、杨紫琼等。我们必须弄清楚香港电影由繁华走向没落的转折点具体是在93年，而大导演，大明星的流失几乎都是在95年之后，举几个例子，95年成龙凭借《红番区》成功打入好莱坞，李连杰和徐克在96年合作的《黑侠》上映，这才引起了美国电影公司的关注，周润发的好莱坞**作《替身杀手》更是在98年才出现。吴宇森93年赴美国发展，直到97年才靠电影《变脸》正式在好莱坞站稳脚跟，这样的例子大家可以通过翻阅他们的履历来分析，所以十三少想指出的就是：不是由于大批名导和明星赶赴海外发展才导致香港本土电影的不景气，而是由于香港电影的萎靡让他们失去了信心这才选择走向国际，同时作为已经在本土达到事业巅峰的他们何尝不希望走向更大的舞台？
4、盗版横行：把盗版泛滥归结为香港电影市场萎缩的罪魁祸首更是无稽之谈。当时的电影制作公司大多有黑帮背景，很多的影迷朋友都应该清楚。盗版商部分是有些后台，但谁也不敢得罪电影帮幕后的老大，他们经常会换着地方偷偷出售，一段时间内也让电影发行商亏了不少。后来电影制作公司就找到了这些盗版商，二者商议在电影放映的前两周，不允许在香港本土传播盗版，电影制作公司给予盗版商一些钱作为补偿，那拍好的盗版碟怎么处理？那还不简单，抬头望去，对面就是大陆，直接派几艘走私船一船一船地运到大陆去卖。所以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制作公司和盗版商是和睦相处的，有钱一起挣，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彼此之间的利益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这种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5、好莱坞电影的发展
90年代好莱坞的电影可以说已经波及了全球热爱电影的影迷，派拉蒙、华纳等一大批电影公司相应美国尼克松政府对电影业实行了一系列税收减免政策，电影产业逐渐恢复，1994年电影品质可以说是电影史上最好的一年
2000年后，无间道的出现似乎预示着香港电影的复苏，但这更像回光返照一样，内地电影市场的崛起，电影人的相继北上，香港电影的港片也不再有真正的港片的味道，香港电影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把更多的期待放在华语电影上或许是影迷的最好选择，当韩国电影，泰国电影，美国电影发展如此迅猛时候，我们应该坚定的支持华语电影的影人。
B. 香港动作电影的发展历史，，急求，回答后有加分
香港动作电影早期应该从邵氏的张彻、胡金铨开始，从翻拍金庸武侠片到时装动作片。稍晚一点就是刘家良、萧笙、黄泰来等，中期就是以洪金宝、成龙等自演自导的时装动作片，以徐克、程小东为代表的新武侠片时代。现在的新锐有李仁港、叶伟信、邱礼涛、甄子丹等。
C. 香港电影史的概述
一、将香港电影发展史进行科学化地重新分期：
1、初创时期（1897-1945），2、延续时期（1946-1955），3、黄金时期（1956-1966），4、过渡转型时期（1967-1979），5、繁荣时期（1980——1993），6、风格化时期（1994——2006）。在论述中，每个时期的流变都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中加以描述，其中特别注重论述香港和内地、台湾以及海外的互动关系，从而凸显了立论的主轴：香港电影是在中原文化、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的历史、文化和权力的“嬉戏”中此消彼长中成长发展的，因此有着复合文化体的特质。其变化的总趋势是中原文化的强势地位由强而弱，文化特性由体现国家民族意识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精英性逐渐转向根植于民间市井的世俗性和商业性。
二、在每个时期的论述中，除常规的美学发展史论述外，用专门的章节来论述香港电影工业史。与美学发展相比，香港电影工业发展更为成熟，这也是香港电影史有别于内地电影史和台湾电影史的的重要特色。传统的中国电影史（包括内地电影史和台湾电影史），一般都没有对产业模式的系统论述和分析，而本书在每章第一节都专门论述香港电影工业史，这将成为本书区别与同类成果的最主要的创新特色。
三、对一些过去内地电影学者更多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来评述香港电影作品、人物及公司的观点进行了重新评定，本书试图以更为客观和学术的立场来重新定位香港电影史。尽量摆脱“中原心态”，破除内地以往存有的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偏见（比方对粤语片发展特色不够了解，对流行通俗的“商业片”的成见），对香港电影作品、作者作了较新的阅读与评定。
四、侧重于类型分析。香港电影的美学意义主要是类型的意义，因此本书以类型为论述主线，将香港电影的类型分为较为纯粹的商业类型和文艺类型两大类，谴责包括动作、喜剧、悬疑、科幻、战争、情色等类型，后者有言情、伦理、青春、写实、历史、歌舞、戏曲等诸多亚类型。此外本书还对香港电影各类型的比重进行了年代上的厘定：60年代中期之前以文艺类型为主，60年代中期之后新武侠片崛起，较为纯粹的商业类型取代文艺类型，占据了香港电影的主流位置。但文艺类型并未退出香港影坛，它像一支清新的涓涓细流，滋养着主流商业电影的发展土壤，并为整体香港电影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努力提升着香港电影的文化品格。
五、除类型美学外，还总结了香港电影的其他两大特色：娱乐精神主导的优生态创作链、从题材挖掘到表现形式力求极致化程度。类型美学和这两大品格，构建起了香港电影的娱乐文明，也是香港电影最为重要的美学财富和产业经验，对中国内地电影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D. 香港电影的电影百年
从东方好莱坞到大华语时代——香港电影百年回顾。浮生百载。对于普通人来说，百年的生命是一种奢望，但对于一门新兴的艺术而言，百年却只是一个开始。“第七艺术”、“东方之珠”，当我们回望香港电影的百年历程，那起起落落、几度沉浮的酸甜苦辣仿佛就是发生在昨天的过眼云烟。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由港方出品，港人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是《庄子试妻》。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港英政府“积极不干预政策”的鼓励和“左右”政治势力影响减弱，香港电影迎来了它自由发展的黄金时期。光艺、电懋、邵氏等大型制片企业在港登陆，标志着香港电影工业由独立制片向“垂直整合”的流水线生产方式转型的完成。同时，香港电影也挣脱了旧上海电影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和商业特色。从此，有人开始将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冠之以“东方好莱坞”的头衔。在这一时期，“电懋”和“邵氏兄弟”在争夺市场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电懋”以拍摄时装片为主，如《四千金》、《曼波女郎》、《空中小姐》、《香车美人》等；而“邵氏”则延续了前身“天一”公司的创作传统，提出了“大中华文化圈”的发展战略，积极制作《貂蝉》、《杨贵妃》、《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古装片，并且在香港掀起了一股持续了十年之久的“黄梅调电影热潮”。凭借这股热潮，“邵氏”也在两强之争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为了逆转不利的局势，“电懋”的掌门人陆运涛亲自上阵，先是花重金从“邵氏”挖走了林黛、乐蒂的当红明星，又说服李丽华和严俊自组公司，最后策反李翰祥带着凌波等一批“邵氏”的演职人员远走台湾，组建了“国联”。同时，两公司大闹“双胞胎案”，争拍同一题材的影片抢占市场。这种恶性竞争直到1964年双方签订“君子协定”才宣告结束。不久之后，陆运涛意外辞世，“电懋”也无力再和“邵氏”抗争，香港电影的格局就此从“楚汉相争”变成了“邵氏”的一家独大。
E. 香港电影的历史发展
香港电影史的发展应该从电影传入香港开始。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法国巴黎公映了《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片。
这一天，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时代的开始”。
1896年初，路易·卢米埃尔的助手来了香港放映这些影片，而电影就是这样传入香港。
自他离开后，香港电影直至1898年才再有活动。
当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派出一位电影摄影师到香港拍了一批纪录片：名为《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钖克炮兵团》。
这几部有新闻纪录的电影虽然不是香港电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们是在香港拍摄的，内容又是香港景物，可以把它们称为“香港电影”。
从1896年到1903年，香港放映过一些很短的纪录片，每次放映十套以上。
直至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整部故事片公映。
有关报导是这样的：“现在中环街市对面，即同记办馆面前，准十五晚开演‘成套戏本’（即整部电影）。
”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下·齐卡当年的一部名片《基督的受难》。
1907年，香港有不少电影院纷纷开办，而且公映的次数和数量都较以往为多，因此被视为香港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年代。
1909年完成的《偷烧鸭》，是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在香港拍摄的一部默片谐剧。
该片的导演梁少坡同为该片的主角，故事讲述一个小偷（由梁少坡饰演）想偷烧鸭，却被警察捉住了。
剧情十分简单，但不乏诙谐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偷烧鸭》虽在香港摄制，却并非香港电影公司的作品。
该片出品人布拉斯基后来结束了他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回美国路经香港时，和黎民伟合作制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因而催生了香港电影事业，而黎民伟更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
这部电影的出现，象征香港电影史启蒙期的终结，萌芽期正式开始。
据《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香港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在1913年出产，编导是黎民伟、摄影师是罗永祥，主要演员是黎民伟和严珊珊。
这部电影创下不少香港电影纪录：
（一） 它是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
（二） 第一部在外国公映的香港片；
（三） 第一部有女电影演员参演的香港电影；
（四） 也同时是第一部有特技摄影的香港电影。
黎民伟及其兄长海山、北海于1923年创办了香港第一间全由香港人投资创办的电影制片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
他们并非为了名利，而是志在推动香港，以至全中国的电影工业。
民新的成立为香港电影业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在1923年出品了香港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又在1924年在广州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演员培训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发掘有演戏潜质的人。
此外，民新还摄制了香港出产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
于1924年，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中国 *** 第一次全国大会》、《孙大元帅检阅军团警会操》以及1925年出产的《孙大总统东较场阅兵》等亦是民新的出品。
事实上，1924年至1925年，香港电影事业已渐渐成长，可是由于黎民伟具有同盟会的背景，港英 *** 禁止民新于香港开设摄影场，香港电影发展被迫中止了。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理残杀中国人民，中国各地纷纷 *** 、 *** ，以示 *** 。
同年6月，内地的 *** 热潮扩展到香港。
香港大 *** 期间，每天都有商店倒闭，百业凋零，所有娱乐活动，包括电影放映一律停止。
这个现象令刚萌芽的香港电影事业夭折。
次年10月 *** 结束，但香港电影事业仍然未能复苏起来，因为有实力的电影工作者都去了广州或上海发展。
虽然期间有些影片公司招考演员，但这都是有名无实，直至 1929年末，仍没有一部香港电影生产过。
1930年初，黎北海等创办了香港影片公司，制作出创业作《左慈戏曹》，然后香港才陆陆续续再有电影制片公司的成立，香港电影事业才见起色，得以复苏。
1930年，香港的电影业随着黎北海（黎民伟兄长）创建香港影片公司而开始复苏。
不过，真正令香港电影业站稳住脚的是1930年10月25日，由黎民伟的上海民新与其他几间电影公司合并而成的“联华影业公司”。
“联华”可以说是为香港电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是战前中国最大的电影厂之一。
为了培养人才，联华在1931年4月开办演员养成所，教授的课程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堪称一间电影全科学校。
它培训了一批杰出的粤语片导演，如李铁、黄岱等，对香港电影贡献良多。
“联华”香港分厂一向都是拍默片，虽然当时有声电影兴起，创办人却不敢冒险。
于是，第一部粤语有声片就由上海天一电影厂的汤晓丹执导拍成，就是《白金龙》。
有声电影问世后，香港的电影公司纷纷拍摄有声片。
1934年“联华”香港分厂解体，黎北海另创了香港第一家有声电影制片厂“中华”，并导演了一部局部有声片《良心》（1933）及第一部有声片《傻仔洞房》（1934）。
进入1935年，香港电影正式步进有声时代。
从1935年开始，香港的粤语片产量每年递增，从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增幅超过一倍。
受到抗日热潮的影响，香港生产了多部爱国电影，其中包括大观影片公司出品的《生命线》。
1936年，社会教育片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
除了社教片之外，爱国片在同年增多了产量。
当然，故事片在香港电影史上从来也并未受过忽略。
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编导的《儿女债》。
1937年到1938年，由于“七七事变”的发生，香港抗日气氛高昂，因此电影工作者也纷纷开拍抗日爱国片，顿时间，爱国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产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为爱国片。
1939年秋，受到欧洲国家的战争所影响，1940年的港产片产量下降到不足90部。
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电影业陷入低潮。
大观电影厂及其他电影设施被炸，大量的香港电影拷贝和底片也被烧毁或遗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残留至今。
到1946年初，香港电影业处于完全停顿状态，在这期间，只有一部反英的故事片和几部由日本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问世。
战后初期，电影制片厂的数目较战前为少，大中华是其中一个较有规模的，因为它拥有李丽华、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名导演朱石麟和吴祖光。
1946年至1949年，大中华生产了34部国语片和8部粤语片，可惜到了1949年，产量却愈来愈少，被迫关门。
总括来说，日本入侵对香港电影业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
香港电影经历了四年的停产，才在1946年上映了战后首部港产片《情陷》。
而到了1940年末，上海电影界很多左派人士为了逃避 *** 的政治压力，或中国内地通货膨胀的影响，纷纷定居香港。
故此，香港的国语电影业便愈来愈蓬勃，到了70代初更达至高峰。
香港电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复兴，而在1949年以后渐趋蓬勃。
不无原因，1949年后大批中国内地的电影工作者因政治及经济理由纷纷南下，在香港设电影厂，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摄电影，使香港成为南中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电影中心。
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加坡、马来西亚电影势力过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欧电影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遂令香港电影迈向成熟的雏型。
20世纪50-60年代是国、粤语片起飞的时期，其中由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更是粤语片的盛产期。
这段黄金时期粤语片有以下几个主流：
粤语片
1：粤剧戏曲片
据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就有200部粤剧戏曲片问世，差不多每三部粤语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粤剧片，而在1958年更达到了高峰，这一年的160部电影中，粤剧占了一半。
舞台式的粤剧片基本上制作费不高，电影技巧也不特别考究，因为大部份都沿用粤剧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节，其余的排场做手都不严格。
因此，这类戏曲大多被揶揄为“五日鲜”、“七日鲜”。
当然其中也不乏制作认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经典，如《帝女花》（1959）、《紫钗记》（1959）、《李后主》（1968）等。
而戏曲片的演员亦有不少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剑辉、白雪仙、新马师曾、薛觉先和林家声等等。
至于粤剧戏曲片为何会在20世纪50年代大受欢迎呢？这是因为战后粤剧发展蓬勃，进棚看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享受。
至于一般市民只好听电台话剧或听粤曲，有见及此，电影公司便把大量经典粤剧拍成电影，让戏迷可以以低廉的戏票欣赏传统的粤剧戏曲。
2：文艺片
这时期的文艺片背景多为民国或当代，讲求戏剧结构，又或改编自中外文学、流行小说，或袭取好莱坞通俗剧的故事模式。
而提到这类环绕家庭伦理、男女之爱的文艺片，就不得不提粤语片电影公司中的佼佼者——联合电影有限公司（中联）。
中联创建于1952年，共生产了44部电影，出品了不少粤语片中的经典，如李铁的《危楼春晓》（1953）、《天长地久》（1955）、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传户晓的作品。
中联的21位精英，有见于影艺界充斥着粗制滥造之歪风，遂以认真的拍摄态度、主题健康的电影信念为大前提，创办中联以抗衡媚俗投机而质素低劣的七日鲜货色。
这批电影界精英包括导演李铁、吴回和十三位着名演员：吴楚帆、张锳、张活游、白燕、黄曼梨、紫罗莲等等。
中联电影每每针对香港社会种种问题，批判上流大亨的伪善丑恶，带有浓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层次。
大概是因为过分执着于传统道德使命，中联渐渐跟时代脱节。
到1967年，它也随着粤语片的息微而关闭，但其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绝不容忽视的。
3：古装武侠片
20世纪50年代的古装武侠片大多以民间熟悉的侠义神怪故事为骨干，但武打场面并不讲求真实感，发展至后期（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日渐注重动作场面设计，大量加进了特技花款（如怪兽、怪人装扮和模型特技）、曹达华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这类古装武侠片，如《如来神掌》系列。
4：喜闹剧
这类电影大多以诙谐搞笑的喜剧演员挂帅，桥段不外乎“大乡里出城”、“癞蛤蟆想食天鹅肉”之类的故事，如新马师曾、邓寄尘主演的“两傻系列”。
以上各类型的粤语片虽然在电影美学角度上来说，艺术感略嫌粗糙，但论到能否带给观众共鸣，则可谓绰绰有余，难怪这段时期，粤语片的产量可观，令粤剧片达至高峰期。
5：国语片
事实上，从1967至1969年，粤语片的产量仍高于国语片，只是到了1969至1970年，情况才开始扭转。
国语片由低沉转盛的转折点，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发行公司”与邵氏父子改组，分别成为电影懋业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
邵氏和电懋资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组后锐意在香港电影业大展拳脚。
它们不但全力推动国语片，还建立完善的发行网来开拓海市场。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制作大量高质电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不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以十万为单位的票房成绩。
邵氏电影制作豪华瑰丽，粤语片中的烂衫戏可谓相形见绌，加上制作重质不重量，鲜有七日鲜的电影出现。
国语片的热潮不独使国内兴起的黄梅调电影带到香港并使之流行起来，更创作了新派武侠片，包括改编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胡鹏导演的《射雕英雄传》（1959）。
单在1963年，武侠片的产量已高达61部，而武侠片之中的代表作则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1966）及张彻的《独臂刀》（1967）。
狄龙和姜大卫、王羽这些武打明星的出现，亦可视为70年代李小龙冒起的前奏。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粤语片的确并存，虽然两者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相容的。
可是，随着国语片从1970年迅速发展，加上粤语片青黄不接，于1970－1971年间，国语片的产量多达116部，而粤语片只有22部；于71-72年间，国语片数量依然上升，反观粤语片却只剩一部，邓丽君主演的《歌迷小姐》。
之后的数年，国语片一直领导着香港电影市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粤语片面对着国语片雄霸市场的威胁，但仍力求在戏种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顺势兴起，并造就了两位当时得令的年青人偶像-萧芳芳和陈宝珠，电影界追捧偶像的热潮可说是由她们而起。
七十年代
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转折点，而香港电影也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以致70年代的香港电影是趋向多元化及地道化。
承接60年代中期的凌厉气势，邵氏在70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电影业占着领导的地位，拥有东南亚电影王国的美誉，出品了大量国语武打片，大导演包括楚原、张彻及刘家良等等。
他们都以熟悉的刀剑拳脚功夫片作依归，电影世界里都是强烈的阳刚味，其中张彻的电影更造就了偶像级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龙、傅声等。
1979年的《英雄无泪》就是当年邵氏最卖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1971年，此类古装刀剑片的锋芒其实以较在60年代逊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出现。
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在70年代初叱咤一时。
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军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
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令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
而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这就解释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为最卖座电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员，如郑少秋、沈殿霞都是当时的电视艺员，而由于电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因此他们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
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但为以后的新电影类型作了开端，更令粤语片得到重新振兴。
自此，很多电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风格，演员的演绎亦带有嘻笑怒骂的味道。
从电视跳到电影的许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为70年代、以至80年代香港电影的中流砥柱。
由于从70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粤语片的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
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也跳出了电视趣剧的框框，走上大银幕，以其独有的笑话公式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卖座的喜剧 ：《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
这些电影不但令喜剧在香港电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促使了后来功夫喜剧的诞生。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70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
功夫喜剧离开电视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设计及谐趣的杂耍风格吸引观众；可以说是揉合了传统功夫片及许氏兄弟式的喜剧精粹。
演员方面，成龙，洪金宝等也摆脱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贪玩的形象来亲近观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种，提到70年代的香港电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导演李翰祥从台湾返回香港东山再起，大拍风月绰头及骗术奇观电影。
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骗术奇谭》，不但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新的一页，也象征着70年代香港电影意识的转变-金钱至上、绰头化的风格抬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80年代。
不过，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却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
1979年是香港电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开始。
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转投电影圈，他们包括许鞍华、章国明、谭家明、严浩、徐克、余允抗等等，他们本着对电影的热诚，及年轻人特有的创意和社会触觉，拍出不少充满个人色彩的电影作品，为香港电影打开崭新的一页。
最先掀起新浪潮的是1979年的三部作品：《疯劫》（许鞍华执导）、《蝶变》（徐克执导）、《点指兵兵》（章国明执导）。
其后这批或在外国学习电影，或在电视台少林寺出身的年轻导演继续拍摄了一部又一部风格化的电影，包括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半边人》（1982）、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1980）、谭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等数十部作品，都很能表达这些导演对当时社会气象的感觉及情怀。
虽然这些新导演全被以“新浪潮导演”之名，但事实上，他们每一位的作品都极富个人色彩，并没有陷入香港电影类型化的传统模式。
许鞍华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锐；徐克有一股神经质的张力；方育平作风朴实，真实感浓厚；严浩浪荡于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间；谭家明走中产美学；章国明擅拍 *** 片等等，这些特质都体验到新浪潮电影的“作者论”美学。
“新浪潮”标志着香港电影与上一代中国本位粤语片的决裂。
五、六十年代的粤语片往往背负着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创新；而“新浪潮”电影则带有浓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强烈的本地感性；这跟导演们于香港成长、受西方教育很有关系。
此外，这时期的电影都慎用大明星，制作成本亦得到控制，跟后来的港产片标榜卡士明星，动辄千万制作的营运模式可谓截然不同。
八十年代
香港的电影界从来都是以商业挂帅，新浪潮电影叫好不叫座，自然难免被淘汰的厄运。
20世纪80年代初，新艺城影业公司异军突起，吸纳大批当时崭露头角的导演：吴宇森、徐克、林岭东、高志森等，炮制一部一部商业挂帅的电影，其中以喜剧为主。
这些电影的共通点是以电视台集体创作的模式来度桥创作，充满密集的笑料及动作，一切以迎合观众口味为依归，代表作品有许氏兄弟的《最佳拍档》系列及《龙虎风云》等。
除新艺城之外，80年代叱咤一时的电影公司还有德宝电影公司。
德宝成立于1984年，一方面拍喜剧（《双龙》系列、《富贵逼人》、一方面也拍动作片《皇家师姐》系列、或者都市优皮小品路线 （《三人世界》、《单身贵族》），务求达到片种多元化的要求。
至于嘉禾电影公司则继续以成龙作头牌，让他从《师弟出马》、《龙少爷》的功夫小子形像，渐渐成为《A计划》中稳打稳扎的真正打星，而到了《警察故事》及《奇迹》，更是成龙的颠峰之作。
同样是武师出身的德宝明星洪金宝却凭《鬼打鬼》（1980） 开创了灵幻片的潮流，之后的《僵尸先生》系列也是走相近的风格。
而他的另一系列片《奇谋妙计五福星》以至《运财五福星》也取得很好的票房成绩。
据统计，80年代的十大卖座香港电影之中，新艺城占了四部，嘉禾占了五部，再加上多产量的德宝（1984至1989的五年间，拍制了47部电影）整个八十年代可称为三雄各据的时期。
跟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新浪潮相比，我们会发现到80年代的香港电影由于太过侧重剧情堆砌，明星包装，因此电影类型单向化，更遑论什么作者论了。
有人认为这时期的电影造就明星、扼杀导演、编剧的创作，使香港电影走上穷途没落，加上1989年经济、影带市道不发达等种种因素下，令80年代末期的香港电影市道滑落。
尽管如此，若不以电影质素或创意来衡量，单看票房成绩及投资者的态度，说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电影属飞黄腾达的时期实在不为过。
1990年，周星驰以《赌圣》大破纪录，开始他的票房神话，90年代至今基本是周星驰的天下。
综观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基本上仍可称之为百花齐放，我们不但有从80年代顺利跨向90年代的新一代导演：张婉婷（《秋天的童话》）、王家卫（《旺角卡门》）、关锦鹏（《胭脂扣》）、陈嘉上（《小男人周记》）等等，可是，依照香港电影的传统，卖座的片种总有跟风者，而当跟风者众、水准参差的时候，亦即该电影类型走向死亡之路。
武侠动作片热潮如是，赌片热潮及后期的古惑仔系列也没有例外。
到了90年代中期，港产片票房连续下挫，西片逐步抬头。
《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先在93年创下六千万元票房佳绩，1998年的《泰坦尼克号》（Titanic）更以一亿一千万元攀上顶峰，这部映了195天的好莱坞A级大制作还占了“本世纪百部卖座片”中的榜首位置，完全压倒了在80年代威风一时的新艺城作品《最佳拍挡》系列。
另一个令90年代香港电影褪色的原因是盗版问题。
80年代录影带市场兴起已经令电影收入大打折扣，到了90年代后期，盗版VCD更为香港电影市道带来了重击。
不少电影在午夜场或首映过后便出现盗版，海关和警方又互相推卸责任，后来香港 *** 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海关逐渐加强扫荡，才使盗版VCD活动略为收敛。
香港电影界曾多次组团访京，与港澳办及电影局商讨创作自由、版权问题等，亦促请中央 *** 开放市场。
1997年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 *** 先生首次在《施政报告》中提到香港电影，并拨出一亿港元开发电影科技及接受资助申请，令香港电影人略为安慰，更把2000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搞得有声有色。
可喜的是，香港电影人扬威国际，张曼玉、萧芳芳、王家卫先后在柏林、戛纳等国际影展中获奖，香港电影渐受国际影坛重视。
可惜的是，这也导致影圈人才外流，吴宇森、唐季礼、袁和平、林岭东等着名导演纷纷前往好莱坞发展，周润发、成龙及杨紫琼等巨星级演员亦被好莱坞罗致。
20世纪90年代的卖座保证是“双周一成”（周润发、周星驰及成龙），
有外流亦有外援加入，香港电影人在亚洲区寻找了不少新面孔，成绩最突出的是在台湾一脱成名的舒淇，在香港成功转型，由脱星变性格演技派，成绩斐然。
还有90年代中期之后，香港掀起日本电视剧热潮，连带电影界亦多找了日本演员参与港产片，其中又以女星为主，包括《星月童话》、《东京攻略》和《阿虎》，当然亦少不得成龙电影里插科打诨的一众日本美女。
科幻特技也顺着世界性的大趋势融入香港电影之中，《风云之雄霸天下》与《中华英雄》是其中成功的例子，而动作片《特警新人类》及《紫雨风暴》、《蓝血人》更特别邀请外国特技效果专家设计爆炸场面，令观众叹为观止。
总括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虽然较诸于80年代有所失色，但似乎在创作意念及电影制作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些小成本制作的独立电影如《过海隧道》、《天上人间》等亦有公映的机会，加上数码电影的冒起，而剧本创作亦得到应有的重视。
相信踏入新纪元，香港电影将会追求更高的质素，并带领整个亚洲区的电影业迈向国际影坛。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电影公司大洒金钱，演员一天九组戏的好景日子来说，2000年代的香港电影的确危机重重，阴霾满布。
还有90年代的奇迹及几个国际知名的名字，周星驰、周润发、成龙等等。
2003年是香港电影业最黑暗的一年。
除了经济继续低迷之外，非典型性肺炎（SARS）病毒爆发，使许多戏院空空如也，并令电影制作停顿四个月；该年只共拍摄54部电影。
香港的两位着名歌手兼演员张国荣（46岁）和梅艳芳（40岁）的死，对电影业更是雪上加霜。
周星驰独有的“无厘头”喜剧深得民心，他的作品如《逃学威龙》、《唐伯虎点秋香》、《食神》等等都是90年代的喜剧经典。
从《喜剧之王》开始，周星驰导演的作品全都是香港电影年度票房冠军。
周星驰明显减产，一边休养生息，一边走上幕后之路。
周润发拍了一连串英雄片、动作片，虽偶有票房失利，但基本上还算有观众缘。
其进军好莱坞，除拍摄一贯的动作片（如《血仍未冷》） ，还尝试拍如《安娜与国王》。
到大陆转型做配角（如《让子弹飞》《大闹天宫》，也只能拍《大上海》这种老本行电影，可惜在香港竟只有500万港元的票房。
至于成龙则大致维持一年一部大制作，票房上依然不俗，但相对于90年代的成绩，2000年后成龙主演电影已不算大卖。
可惜在电影风格上难求突破。
《十二生肖》在香港更只有800多万港元的票房。
导演方面，“双王”王晶和王家卫可谓双映成趣，一个擅拍商业味道极重的电影，更被揶揄为“屎尿屁”导演；一个专挑大明星合并，产量少、艺术味浓，往往得到国际影展的垂青，两人电影风格回异，但在21世纪的香港电影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外，新浪潮创将之一杜琪峰颇受瞩目，作品叫好又叫座，愈来愈有个人风格。
还有凭《香港制造》打出名堂的陈果亦成功地从独立电影导演变为香港主流电影导演之一。
F. 《香港电影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意义》
启蒙期(1896-1912)
香港电影史的发展应该从电影传入香港开始。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法国巴黎公映了《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片。这一天，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时代的开始”。
1896年初，路易．卢米埃尔的助手来了香港放映这些影片，而电影就是这样传入香港。自他离开后，香港电影直至1898年才再有活动。当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派出一位电影摄影师到香港拍了一批纪录片：名为《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钖克炮兵团》。
这几部有新闻纪录的电影虽然不是香港电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们是在香港拍摄的，内容又是香港景物，可以把它们称为“香港电影”。
从1896年到1903年，香港放映过一些很短的纪录片，每次放映十套以上。直至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整部故事片公映。有关报导是这样的：“现在中环街市对面，即同记办馆面前，准十五晚开演“成套戏本”(即整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下．齐卡当年的一部名片《基督的受难》。
1907年，香港有不少电影院纷纷开办，而且公映的次数和数量都较以往为多，因此被视为香港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年代。
1909年完成的《偷烧鸭》，是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在香港拍摄的一部默片谐剧。该片的导演梁少坡同为该片的主角，故事讲述一个小偷(由梁少坡饰演)想偷烧鸭，却被警察捉住了。剧情十分简单，但不乏诙谐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偷烧鸭》虽在香港摄制，却并非香港电影公司的作品。该片出品人布拉斯基后来结束了他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回美国路经香港时，和黎民伟合作制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因而催生了香港电影事业，而黎民伟更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这部电影的出现，象征香港电影史启蒙期的终结，萌芽期正式开始。
萌芽期(1913-1925)
据《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香港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在1913年出产，编导是黎民伟、摄影师是罗永祥，主要演员是黎民伟和严珊珊。
黎民伟原为剧社的主持人，又怎样开始拍起电影来？原来他对电影一向很有兴趣，于是透过罗永祥的介绍，认识了路经香港的布拉斯基，他们商谈合作拍片成功，便由布拉斯基提供拍片所需的设备和基金，利用剧社的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片和发行，拍成了《庄子试妻》一片。
《庄子试妻》改编自当时的粤剧《庄周蝴蝶梦》，取材于其中“扇坟”一段。剧情大意是：“庄子之妻，夫骨未寒，便有了新情人。为了讨好新欢，她不惜扰及死去不久的丈夫的坟墓。而这个新欢实则是庄子扮的，他只是诈死来考验他的妻子对他是否忠贞。”
《庄》片的主角是庄子之妻，由黎民伟反串演出。片中婢女一角由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饰演。严不仅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女演员，还是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演员。
《庄》片利用阳光露天拍摄，香港实地取景，而片中人物都穿了民初的服装。本片更使用摄影特技，把庄子的鬼魂拍得忽隐忽现，加强戏剧效果。
这部电影创下不少香港电影纪录：
(一) 它是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
(二) 第一部在外国公映的香港片；
(三) 第一部有电影女演员参演的香港电影；
(四) 也同时是第一部有特技摄影的香港电影。
黎民伟及其兄长海山、北海于1923年创办了香港第一间全由香港人投资创办的电影制片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他们并非为了名利，而是志在推动香港，以至中国的电影工业。
“民新”的成立为香港电影业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在1923年出品了香港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又在1924年在广州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演员培训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发掘有演戏潜质的人。
此外，“民新”还摄制了香港出产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于1924年，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孙大元帅检阅军团警会操》以及1925年出产的《孙大总统东较场阅兵》等亦是“民新”的出品。
事实上，1924年至1925年，香港电影事业已渐渐成长，可惜受到25年6月的大罢工影响，刚萌芽的香港电影发展被迫中止了。 中止期(1925-1929)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理残杀中国人民，中国各地 追装展 、罢课，以示抗议。
同年6月，大陆的罢工热潮扩展到香港，香港电车工人及不少学生加入罢工、罢课的行列，而香港政府亦开始加以镇压。
当时香港人口不过六十多万人，但参加罢工的人数已高达廿五万，其中超过廿万更离开了香港到达广州。香港大罢工期间，每天都有商店倒闭，百业凋零，所有娱乐活动，包括电影放映一律停止。
受到工潮影响，“大汉”、“两仪”等电影公司被迫结业，“民新”、“光亚”分别迁往上海和广州。原本在香港工作的电影工业者，不少都到广州求发展，其中梁少坡（香港第一部正式电影《偷烧鸭》的主角）便在广州创设了“钻石影片公司”。这个现象令刚萌芽的香港电影事业夭折，却令广州的电影事业蓬勃一时。
1926年10月罢工结束，但香港电影事业仍然未能复苏起来，因为有实力的电影工作者都去了广州或上海发展。虽然期间有些影片公司招考演员，但这都是有名无实，直至1929年末，仍没有一部香港电影生产过。
不过，大罢工期间，仍有人用“满天红银幕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及广州拍摄了29部新闻纪录短片。这些短片被剪辑成一部大型新闻纪录片，命名为《香港时事画片》，并曾于香港的“九如坊新戏院”（位置约现时上环摩罗街附近）放映。
在这段香港电影业的中止期，唯一正式放映过的港产片是大罢工前出品的《从军梦》，而唯一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是“香港演员养成所”的成立，导师为香港电影的先躯者黎北海（黎民伟兄长）。
幸而，电影放映业到了1926年6月开始复苏起来。当时的电影院，除了以放映西片为主，亦放映过不少上海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公映的《薛平贵全集》。该片是第一部在美国摄制、由中国人主演的故事片。
1930年初，黎北海等创办了“香港影片公司”，制作出创业作《左慈戏曹》，香港才陆陆续续再有电影制片公司的成立，香港电影事业才见起色，得以复苏。 复苏、成长至被摧毁的香港电影(1930-1949)
1930年，香港的电影业随着黎北海（黎民伟兄长）创建“香港影片公司”而开始复苏。不过，真正令香港电影业站稳住脚的是1930年10月25日，由黎民伟的上海“民新”与其他几间电影公司合并而成的“联华影业公司”。
“联华”可以说是为香港电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是战前中国最大的电影厂之一。
当全国一窝蜂地拍神怪武侠片时，它推出了一连串主题健康、风格清新的电影，包括第一部打进美国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人道》、第一部在外国得奖的中国电影《渔光曲》等等，不但改变了国外人士对中国电影的观感，更创造了中国电影的新浪潮。
为了培养人才，“联华”在1931年4月开办“演员养成所”，教授的课程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堪称一间“电影全科学校”。它培训了一批杰出的粤语片导演，如李铁、黄岱等，对香港电影贡献良多。
“联华”香港分厂一向都是拍默片，虽然当时有声电影兴起，创办人却不敢冒险。于是，第一部粤语有声片就由上海“天一电影厂”的汤晓丹执导拍成，这就是《白金龙》。
有声电影问世后，香港的电影公司纷纷拍摄有声片。1934年“联华”香港分厂解体，黎北海另创了香港第一家有声电影制片厂“中华”，并导演了一部局部有声片《良心》(1933)及第一部有声片《傻仔洞房》(1934)。
与此同时，不少电影公司还依着传统，拍摄了不少默片，其中有“振业”出品的《呆佬拜寿》(1933)、“国联”出品的《落花飞絮》(1933，是在越南摄制的，字幕亦是越南文)。故此，1933年至1934年间，可说是默片与有声片共存的时期。
进入1935年，香港已没有默片生产，香港电影正式步进有声时代。
从1935年开始，香港的粤语片产量每年递增，从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增幅超过一倍。1935年，受到抗日热潮的影响，香港生产了多部爱国电影，其中包括“大观影片公司”出品的《生命线》。该片由关文清执导，吴楚帆、李绮年主演，电影的主题鼓吹抗日救国。当时香港政府为怕开罪日本帝国主义，一切直接抗日的言论一概被禁。因此，《生命线》亦难逃被禁的命运，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被禁映的电影。
1936年，社会教育片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这是由于中国政府当时正提倡“新生活运动”，及香港社会提倡的“反蓄婢运动”。邵醉翁执导的《广州－妇人》、《博爱》即属此类作品。
除了“社教片”之外，“爱国片”在同年增多了产量，包括关文清的《抵抗》、姜百合的《女间谍》等等。当然，故事片在香港电影史上从来也并未受过忽略。
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编导的《儿女债》一片，由林坤山、吴楚帆主演，影片以亲情为主题。
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的发生，香港抗日气氛高昂，因此电影工作者也纷纷开拍抗日爱国片，顿时间，“爱国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产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为“爱国片”，产量可谓惊人。
芸芸“爱国片”之中，由香港电影工作者集体编导、演出的《最后关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影片描述中国一班大学生对“国难当头”的觉醒。当时参与影片制作的全是义拍，可见电影工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团体合作的精神。
1938年，“爱国片”继续盛行，得奖的《血溅宝山城》是其中一个例子。同年香港第一部彩色电影《广州一妇人续集》、第一部功夫片《方世玉打擂台》及第一部国语片《貂蝉》亦相继出现了。随着《貂蝉》的出现，香港进入了粤语片与国语片并存的时期，国语片的产量渐多。
同年亦有九部粤剧电影出品，《女儿香》是南海十三郎自编自导之作，而马师曾的首本戏《贼王子》亦是当时重要的粤剧电影之一。
1939年秋，受到欧洲国家的战争所影响，1940年的港产片产量下降到不足90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电影业陷入低潮。“大观电影厂”及其他电影设施被炸，大量的香港电影拷贝和底片也被烧毁或遗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残留至今。到1946年初，香港电影业处于完全停顿状态，在这期间，只有一部反英的故事片和几部由日本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问世。由于战争期间造成的交通困难，当时大部份戏院放映的都是战前制作的粤语片。
战后初期，电影制片厂的数目较战前为少，“大中华”是其中一个较有规模的，因为它拥有李丽华、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名导演朱石麟和吴祖光。1946年至1949年，“大中华”生产了34部国语片和8部粤语片，可惜到了1949年，产量却愈来愈少，被迫关门。
总括来说，日本入侵对香港电影业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香港电影经历了四年的停产，才在1946年上映了战后首部港产片《情陷》。而到了1940年末，上海电影界很多左派人士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政治压力，或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纷纷定居香港。故此，香港的国语电影业便愈来愈蓬勃，到了七十代初更达至高峰。
国粤语并存的成熟期(1950-1969)
香港电影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复兴，而在1949年以后渐趋蓬勃，不无原因。1949年后大批中国大陆的电影工作者因政治及经济理由纷纷南下，在香港设电影厂，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摄国、粤语片，使香港成为南中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电影中心。再加上五十年代中期，星、马电影势力过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欧电影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遂令香港电影迈向成熟的雏型。
五、六十年代是国、粤语片起飞的时期，其中由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更是粤语片的盛产期。这段黄金时期粤语片有以下几个主流：
1、戏剧戏曲片
据估计，在五十年代每年就有200部 剧戏曲片问世，差不多每三部粤语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粤剧片，而在1958年更达到了高峰，这一年的160部电影中，粤剧占了一半。
“舞台式”的粤剧片基本上制作费不高，电影技巧也不特别考究，因为大部份都沿用粤剧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节，其馀的排场做手都不严格。因此，这类戏曲大多被揶揄为“五日鲜”、“七日鲜”。当然其中也不乏制作认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经典，如《帝女花》(1959)、《紫钗记》(1959)、《李后主》(1968)等。而戏曲片的演员亦有不少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剑辉、白雪仙、新马师曾、薛觉先、林家声和 艳芬等等。
至于戏剧戏曲片为何会在五十年代大受欢迎呢？这是因为战后粤剧发展蓬勃，进棚看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享受。至于一般市民只好听电台话剧或听粤曲，有见及此，电影公司便把大量经典戏剧拍成电影，让戏迷可以以低廉的戏票欣赏传统的戏剧戏曲。
2、文艺片
这时期的文艺片背景多为民国或当代，讲求戏剧结构，又或改编自中外文学、流行小说，或袭取荷里活通俗剧的故事模式。而提到这类环绕家庭伦理、男女之爱的文艺片，就不得不提粤语片电影公司中的佼佼者 : 联合电影有限公司“中联”。
“中联”创建于1952年，共生产了44部电影，出品了不少粤语片中的经典，如李铁的《危楼春晓》(1953)、《天长地久》(1955)、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传户晓的作品。
“中联”的21位精英，有见于影艺界充斥着粗制滥造之歪风，遂以认真的拍摄态度、主题健康的电影信念为大前提，创办“中联”以抗衡媚俗投机而质素低劣的“七日鲜”货色。这批电影界精英包括导演李铁、吴回和十三位着名演员: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白燕、黄曼梨、紫罗莲等等。
“中联”电影每每针对香港社会种种问题，批判上流大亨的伪善丑恶，带有浓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层次。大概是因为过份执着于传统道德使命，“中联”渐渐跟时代脱节。到1967年，它也随着粤语片的息微而关闭，但其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绝不容忽视的。
3、古装武侠片
五十年代的古装武侠片大多以民间熟悉的侠义神怪故事为骨干，但武打场面并不讲求真实感，发展至后期(六十年代初、中期)日渐注重动作场面设计，大量加进了特技花款(如怪兽、怪人装扮和模型特技)、曹达华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这类古装武侠片，如《如来神掌》系列。
4、喜闹剧
这类电影大多以诙谐搞笑的喜剧演员挂帅，桥段不外乎“大乡里出城”、“癞蛤蟆想食天鹅肉”之类的故事，如新马师曾、邓寄尘主演的“两傻”系列。
以上各类型的粤语片虽然在电影美学角度上来说，艺术感略嫌粗糙，但论到能否带给观众共鸣，则可谓绰绰有馀，难怪这段时期，粤语片的产量可观，令粤剧片达至高峰期。
事实上，从1967至1969年，粤语片的产量仍高于国语片，只是到了69至70年，情况才开始扭转。
国语片由低沉转盛的转捩点，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发行公司”与邵氏父子改组，分别成为“电影懋业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电懋”资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组后锐意在香港电影业大展拳脚。它们不但全力推动国语片，还建立完善的发行网来开拓海市场。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制作大量高质电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不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以“十万”为单位的票房成绩。“邵氏”电影制作豪华瑰丽，粤语片中的“烂衫戏”可谓相形见绌，加上制作重质不重量，鲜有“七日鲜”的电影出现。
国语片的热潮不独使国内兴起的黄梅调电影带到香港并使之流行起来，更创作了新派武侠片，包括改编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胡鹏导演的《射雕英雄传》(1959)。单在1963年，武侠片的产量已高达61部，而武侠片之中的代表作则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1966)及张彻的《独臂刀》(1967)。狄龙和王羽这些武打明星的出现，亦可视为七十年代李小龙冒起的前奏。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起，国、粤语片的确并存，虽然两者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相容的。可是，随着国语片从1970年迅速发展，加上粤语片青黄不接，于70－71年间，国语片的产量多达116部，而粤语片只有22部；于71-72年间，国语片数量依然上升，反观粤语片却只剩一部，那是由邓丽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后的数年，国语片一直领导着香港电影市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六十年代末期，粤语片面对着国语片雄霸市场的威胁，但仍力求在戏种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顺势兴起，并造就了两位当时得令的年青人偶像- 舴挤己统 宝珠，电影界追捧偶像的热潮可说是由她们而起。
香港电影的求变期(1970-1979)
七十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转捩点，而香港电影也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以致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是趋向多元化及地道化。
承接六十年代中期的凌厉气势，“邵氏”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电影业占着领导的地位，拥有“东南亚电影王国”的美誉，出品了大量国语武打片，大导演包括李翰祥、张彻及刘家良等等。他们都以熟悉的刀剑拳脚功夫片作依归，电影世界里都是强烈的阳刚味，其中张彻的电影更造就了偶像级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龙、傅声等。1970年的《龙虎门》就是当年“邵氏”最卖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71年，此类古装刀剑片的锋芒其实以较在六十年代逊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出现。
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在七十年代初叱咤一时。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运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
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令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而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这就解释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为最卖座电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员，如郑少秋、沈殿霞都是当时的电视艺员，而由于电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因此他们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但为以后的新电影类型作了开端，更令粤语片得到重新。
自此，很多电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风格，演员的演绎亦带有嘻笑怒骂的味道。从电视跳到电影的许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中硫底柱。
由于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粤语片的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也跳出了电视趣剧的框框，走上大银幕，以其独有的“笑话公式”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卖座的喜剧 :《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这些电影不但令喜剧在香港电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促使了后来功夫喜剧的诞生。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七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功夫喜剧离开电视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设计及谐趣的杂耍风格吸引观众；可以说是揉合了传统功夫片及许氏兄弟式的喜剧精粹。演员方面，成龙，洪金宝等也摆脱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贪玩的形象来亲近观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种，提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导演李翰祥从台湾返回香港东山再起，大拍风月绰头及骗术奇观电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骗术奇谭》，不但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新的一页，也象征着七十年代香港电影意识的转变-金钱至上、绰头化的风格抬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不过，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却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
G. 香港电影发展史
香港电影发展史
香港电影史的发展应该从电影传入香港开始，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法国巴黎公映了《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片。这一天，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时代的开始”。1896年初，路易.卢米埃尔的助手来了香港放映这些影片，而电影就是这样传入香港。自他离开后，香港电影直至1898年才再有活动。1903年，香港放映过一些很短的纪录片，每次放映十套以上。直至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整部故事片公映。有关报导是这样的：“现在中环街市对面，即同记办馆面前，准十五晚开演“成套戏本”(即整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下.齐卡当年的一部名片《基督的受难》。
1907年，香港有不少电影院纷纷开办，而且公映的次数和数量都较以往为多，因此被视为香港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年代。
1909年完成的《偷烧鸭》，是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在香港拍摄的一部默片谐剧。该片的导演梁少坡同为该片的主角，故事讲述一个小偷(由梁少坡饰演)想偷烧鸭，却被警察捉住了。剧情十分简单，但不乏诙谐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偷烧鸭》虽在香港摄制，却并非香港电影公司的作品。该片出品人布拉斯基后来结束了他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回美国路经香港时，和黎民伟合作制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因而催生了香港电影事业，而黎民伟更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这部电影的出现，象征香港电影史启蒙期的终结，萌芽期正式开始。
黎民伟是广东新会人，他曾拍摄反映孙中山在广东的革命活动、北伐、淞沪抗战等中国近代史重要事件的纪录片《勋业千秋》和《淞沪抗战纪实》，自1913年起，他拍摄了香港第一部故事短片《庄子试妻》、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开办香港第一间华资影院“新世界戏院”、创立香港第一间制片机构“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
据《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香港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在1913年出产， 编导 是黎民伟、 摄影 师是罗永祥，主要演员是黎民伟和严珊珊。
黎民伟原为剧社的主持人，又怎样开始拍起电影来?原来他对电影一向很有兴趣，于是透过罗永祥的介绍，认识了路经香港的布拉斯基，他们商谈合作拍片成功，便由布拉斯基提供拍片所需的设备和基金，利用剧社的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片和发行，拍成了《庄子试妻》一片。
《庄子试妻》改编自当时的粤剧《庄周蝴蝶梦》，取材于其中“扇坟”一段。剧情大意是：“庄子之妻，夫骨未寒，便有了新情人。为了讨好新欢，她不惜扰及死去不久的丈夫的坟墓。而这个新欢实则是庄子扮的，他只是诈死来考验他的妻子对他是否忠贞。
《庄》片的主角是庄子之妻，由黎民伟反串演出。片中婢女一角由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饰演。严不仅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女演员，还是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演员。
《庄》片利用阳光露天拍摄，香港实地取景，而片中人物都穿了民初的服装。本片更使用摄影特技，把庄子的鬼魂拍得忽隐忽现，加强戏剧效果。
“联华”香港分厂一向都是拍默片，虽然当时有声电影兴起，创办人却不敢冒险。于是，第一部 粤语 有声片就由上海“天一电影厂”的汤晓丹执导拍成，这就是《白金龙》。
有声电影问世后，香港的电影公司纷纷拍摄有声片。1934年“联华”香港分厂解体，黎北海另创了香港第一家有声电影制片厂“中华”，并导演了一部局部有声片《良心》(1933)及第一部有声片《傻仔洞房》(1934)。%C8lc5^,w
与此同时，不少电影公司还依着传统，拍摄了不少默片，其中有“振业”出品的《呆佬拜寿》(1933)、“国联”出品的《落花飞絮》(1933，是在越南摄制的，字幕亦是越南文)。故此，1933年至1934年间，可说是默片与有声片共存的时期。
进入1935年，香港已没有默片生产，香港电影正式步进有声时代。
从1935年开始，香港的粤语片产量每年递增，从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增幅超过一倍。1935年，受到抗日热潮的影响，香港生产了多部爱国电影，其中包括“大观影片公司”出品的《生命线》。该片由关文清执导，吴楚帆、李绮年主演，电影的主题鼓吹抗日救国。当时香港政府为怕开罪日本帝国主义，一切直接抗日的言论一概被禁。因此，《生命线》亦难逃被禁的命运，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被禁映的电影。
1936年，社会教育片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这是由于政府当时正提倡“新生活运动”，及香港社会提倡的“反蓄婢运动”。邵醉翁执导的《广州-妇人》、《博爱》即属此类作品。
除了“社教片”之外，“爱国片”在同年增多了产量，包括关文清的《抵抗》、姜百合的《女间谍》等等。当然，故事片在香港电影史上从来也并未受过忽略。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编导的《儿女债》一片，由林坤山、吴楚帆主演，影片以亲情为主题。
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的发生，香港抗日气氛高昂，因此电影工作者也纷纷开拍抗日爱国片，顿时间，“爱国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产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为“爱国片”，产量可谓惊人。
芸芸“爱国片”之中，由香港电影工作者集体编导、演出的《最后关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影片描述中国一班大学生对“国难当头”的觉醒。当时参与影片制作的全是义拍，可见电影工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团体合作的精神。
1938年，“爱国片”继续盛行，得奖的《血溅宝山城》是其中一个例子。同年香港第一部彩色的电影《广州一妇人续集》、第一部功夫片《方世玉打擂台》及第一部国语片《貂蝉》亦相继出现了。随着《貂蝉》的出现，香港进入了粤语片与国语片并存的时期，国语片的产量渐多。
同年亦有九部粤剧电影出品，《女儿香》是南海十三郎自编自导之作，而马师曾的首本戏《贼王子》亦是当时重要的粤剧电影之一。
1939年秋，受到欧洲国家的战争所影响，1940年的港产片产量下降到不足90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电影业陷入低潮。“大观电影厂”及其他电影设施被炸，大量的香港电影拷贝和底片也被烧毁或遗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残留至今。到1946年初，香港电影业处于完全停顿状态，在这期间，只有一部反英的故事片和几部由日本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问世。由于战争期间造成的交通困难，当时大多数戏院放映的都是战前制作的粤语片。
战后初期，电影制片厂的数目较战前为少，“大中华”是其中一个较有规模的，因为它拥有李丽华、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名导演朱石麟和吴祖光。1946年至1949年，“大中华”生产了34部国语片和8部粤语片，可惜到了1949年，产量却愈来愈少，被迫关门。
总括来说，日本入侵对香港电影业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香港电影经历了四年的停产，才在1946年上映了战后首部港产片《情陷》。而到了1940年末，上海电影界很多左派人士为了逃避反动派的政治压力，或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纷纷定居香港。故此，香港的国语电影业便愈来愈蓬勃，到了七十代初更达至高峰。
起飞岁月
香港电影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复兴，而在1949年以后渐趋蓬勃，不无原因。1949年后大批中国大陆的电影工作者因政治及经济理由纷纷南下，在香港设电影厂，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摄国、粤语片，使香港成为南中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电影中心。再加上五十年代中期，星、马电影势力过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欧电影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遂令香港电影迈向成熟的雏型。
五、六十年代是国、粤语片起飞的时期，其中由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更是粤语片的盛产期。这段黄金时期粤语片有以下几个主流：
粤剧戏曲片
据估计，在五十年代每年就有200部粤剧戏曲片问世，差不多每三部粤语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粤剧片，而在1958年更达到了高峰，这一年的160部电影中，粤剧占了一半。
“舞台式”的粤剧片基本上制作费不高，电影技巧也不特别考究，因为大多数都沿用粤剧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节，其馀的排场做手都不严格。因此，这类戏曲大多被揶揄为“五日鲜”、“七日鲜”。当然其中也不乏制作认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经典，如《帝女花》(1959)、《紫钗记》(1959)、《李后主》(1968)等。而戏曲片的演员亦有不少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剑辉、白雪仙、新马师曾、薛觉先和林家声等等。
至于粤剧戏曲片为何会在五十年代大受欢迎呢?这是因为战后粤剧发展蓬勃，进棚看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享受。至于一般市民只好听电台话剧或听粤曲，有见及此，电影公司便把大量经典粤剧拍成电影，让戏迷可以以低廉的戏票欣赏传统的粤剧戏曲。
文艺片
这时期的文艺片背景多为民国或当代，讲求戏剧结构，又或改编自中外文学、流行小说，或袭取荷里活通俗剧的故事模式。而提到这类环绕家庭伦理、男女之爱的文艺片，就不得不提粤语片电影公司中的佼佼者:联合电影有限公司“中联”。
“中联”创建于1952年，共生产了44部电影，出品了不少粤语片中的经典，如李铁的《危楼春晓》(1953)、《天长地久》(1955)、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传户晓的作品。
“中联”的21位精英，有见于影艺界充斥着粗制滥造之歪风，遂以认真的拍摄态度、主题健康的电影信念为大前提，创办“中联”以抗衡媚俗投机而质素低劣的“七日鲜”货色。这批电影界精英包括导演李铁、吴回和十三位着名演员: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白燕、黄曼梨、紫罗莲等等。
“中联”电影每每针对香港社会种种问题，批判上流大亨的伪善丑恶，带有浓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层次。大概是因为过份执着于传统道德使命，“中联”渐渐跟时代脱节。到1967年，它也随着粤语片的息微而关闭，但其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绝不容忽视的。
古装武侠片
五十年代的古装武侠片大多以民间熟悉的侠义神怪故事为骨干，但武打场面并不讲求真实感，发展至后期(六十年代初、中期)日渐注重动作场面设计，大量加进了特技花款(如怪兽、怪人装扮和模型特技)、曹达华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这类古装武侠片，如《如来神掌》系列。
喜闹剧
这类电影大多以诙谐搞笑的喜剧演员挂帅，桥段不外乎“大乡里出城”、“癞蛤蟆想食天鹅肉”之类的故事，如新马师曾、邓寄尘主演的“两傻”系列。
以上各类型的粤语片虽然在电影美学角度上来说，艺术感略嫌粗糙，但论到能否带给观众共鸣，则可谓绰绰有馀，难怪这段时期，粤语片的产量可观，令粤剧片达至高峰期。
事实上，从1967至1969年，粤语片的产量仍高于国语片，只是到了69至70年，情况才开始扭转。
国语片由低沉转盛的转捩点，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发行公司”与邵氏父子改组，分别成为“电影懋业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电懋”资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组后锐意在香港电影业大展拳脚。它们不但全力推动国语片，还建立完善的发行网来开拓海市场。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制作大量高质电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不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以“十万”为单位的票房成绩。“邵氏”电影制作豪华瑰丽，粤语片中的“烂衫戏”可谓相形见绌，加上制作重质不重量，鲜有“七日鲜”的电影出现。
国语片的热潮不独使国内兴起的.黄梅调电影带到香港并使之流行起来，更创作了新派武侠片，包括改编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胡鹏导演的《射雕英雄传》(1959)。单在1963年，武侠片的产量已高达61部，而武侠片之中的代表作则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1966)及张彻的《独臂刀》(1967)。狄龙和王羽这些武打明星的出现，亦可视为七十年代李小龙冒起的前奏。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起，国、粤语片的确并存，虽然两者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相容的。可是，随着国语片从1970年迅速发展，加上粤语片青黄不接，于70-71年间，国语片的产量多达116部，而粤语片只有22部;于71-72年间，国语片数量依然上升，反观粤语片却只剩一部，那是由邓丽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后的数年，国语片一直领导着香港电影市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六十年代末期，粤语片面对着国语片雄霸市场的威胁，但仍力求在戏种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顺势兴起，并造就了两位当时得令的年青人偶像-萧芳芳和陈宝珠，电影界追捧偶像的热潮可说是由她们而起。
七十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转捩点，而香港电影也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以致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是趋向多元化及地道化。
承接六十年代中期的凌厉气势，“邵氏”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电影业占着领导的地位，拥有“东南亚电影王国”的美誉，出品了大量国语武打片，大导演包括李翰祥、张彻及刘家良等等。他们都以熟悉的刀剑拳脚功夫片作依归，电影世界里都是强烈的阳刚味，其中张彻的电影更造就了偶像级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龙、傅声等。1970年的《龙虎门》就是当年“邵氏”最卖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71年，此类古装刀剑片的锋芒其实以较在六十年代逊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出现。
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在七十年代初叱咤一时。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运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
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令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而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这就解释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为最卖座电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员，如郑少秋、沈殿霞都是当时的电视艺员，而由于电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因此他们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但为以后的新电影类型作了开端，更令粤语片得到重新。
自此，很多电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风格，演员的演绎亦带有嘻笑怒骂的味道。从电视跳到电影的许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中硫底柱。
由于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粤语片的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也跳出了电视趣剧的框框，走上大银幕，以其独有的“笑话公式”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卖座的喜剧:《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这些电影不但令喜剧在香港电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促使了后来功夫喜剧的诞生。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七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功夫喜剧离开电视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设计及谐趣的杂耍风格吸引观众;可以说是揉合了传统功夫片及许氏兄弟式的喜剧精粹。演员方面，成龙，洪金宝等也摆脱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贪玩的形象来亲近观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种，提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导演李翰祥从台湾返回香港东山再起，大拍风月绰头及骗术奇观电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骗术奇谭》，不但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新的一页，也象征着七十年代香港电影意识的转变-金钱至上、绰头化的风格抬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不过，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却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
1979年是香港电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开始。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转投电影圈，他们包括徐克、许鞍华、章国明、谭家明、严浩、余允抗等等，他们本着对电影的热诚，及年青人特有的创意和社会触觉，拍出不少充满个人色彩的电影作品，为香港电影打开崭新的一页。
最先掀起“新浪潮”的是1979年的三部作品：《疯劫》(许鞍华执导)、《蝶变》(徐克执导)、《点指兵兵》(章国明执导)。其后这批或在外国学习电影，或在电视台“少林寺”出身的年青导演继续拍摄了一部又一部风格化的电影，包括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半边人》(1982)、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1980)、谭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等数十部作品，都很能表达这些导演对当时社会气象的感觉及情怀。
虽然这些新导演全被以“新浪潮导演”之名，但事实上，他们每一位的作品都极富个人色彩，并没有陷入香港电影类型化的传统模式。许鞍华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锐;徐克有一股神经质的张力;方育平作风朴实，真实感浓厚;严浩浪荡于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间;谭家明走中产美学;章国明擅拍片等等，这些特质都体验到新浪潮电影的“作者论”美学。
“新浪潮”标志着香港电影与上一代中国本位粤语片的决裂。五、六十年代的粤语片往往背负着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创新;而“新浪潮”电影则带有浓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强烈的本地感性;这跟导演们于香港成长、受西方教育很有关系。
此外，这时期的电影都弃用大明星，制作成本亦减至最低，跟后来的港产片标榜卡士明星，动辄千万制作的营运模式可谓截然不同。
香港的电影界从来都是以商业挂帅，新浪潮电影叫好不叫座，自然难免被淘汰的厄运。八十年代初，“新艺城影业公司”异军突起，吸纳大批当时崭露头角的导演：吴宇森、徐克、林岭东、高志森等，炮制一部一部商业挂帅的电影，其中以喜剧为主。这些电影的共通点是以电视台集体创作的模式来度桥创作，充满密集的笑料及动作，一切以迎合观众口味为依归，代表作品有许氏兄弟的《最佳拍档》系列及周润发担纲的《英雄本色》、《龙虎风云》等。
除“新艺城”之外，八十年代叱咤一时的电影公司还有“德宝电影公司”。“德宝”成立于1984年，一方面拍喜剧(《双龙》系列、《富贵逼人》、一方面也拍动作片《皇家师姐》系列、或者都市优皮小品路线(《三人世界》、《单身贵族》)，务求达到片种多元化的要求。
至于“嘉禾电影公司”则继续以成龙作头牌，让他从《师弟出马》、《龙少爷》的功夫小子形像，渐渐成为《A计划》中稳打稳扎的真正“打星”，而到了《警察故事》及《奇迹》，更是成龙的颠峰之作。
同样是武师出身的“德宝”明星洪金宝却凭《鬼打鬼》(1987)开创了灵幻片的潮流，之后的《僵尸先生》系列也是走相近的风格。而他的另一系列片《奇谋妙计五福星》以至《运财五福星》也取得很好的票房成绩。
据统计，八十年代的十大卖座香港电影之中，“新艺城”占了四部，“嘉禾”占了五部，再加上多产量的“德宝”整个八十年代可称为“三雄各据”的时期。
跟七十年代末兴起的“新浪潮”相比，我们会发现到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由于太过侧重剧情堆砌，明星包装，因此电影类型单向化，更遑论什么“作者论”了。有人认为这时期的电影造就明星、扼杀导演、编剧的创作，使香港电影走上穷途末落，加上其风波影响经济、影带市道发达等种种因素下，令八十年代末期的香港电影市道滑落。尽管如此，若不以电影质素或创意来衡量，单看票房成绩及投资者的态度，说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属飞黄腾达的时期实在不为过。
艰难岁月!
综观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基本上仍可称之为百花齐放，我们不但有从八十年代顺利跨向九十年代的新一代导演：张婉婷(《秋天的童话》)、王家卫(《旺角卡门》)、陈嘉上(《小男人周记》)等等，还有九十年代的奇迹周星驰、刘德华以及几个国际知名的名字：张曼玉、周润发、李连杰、成龙等等。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相对于八十年代电影公司大洒金钱，演员一天九组戏的“好景”日子来说，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的确危机重重，阴霾满布。
首先是九十年代初盛行武侠动作片，《黄飞鸿》和《东方不败》相继掀起打风热潮，一时间李连杰、林青霞成为卖端口保证。可是，依照香港电影的传统，卖座的片种总有跟风者，而当跟风者众、水准参差的时候，亦即该电影类型走向死亡之路。武侠动作片热潮如是，赌片热潮及后期的古惑仔系列也没有例外。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港产片票房连续下挫，西片逐步抬头。《侏罗纪公园》(JurassicPark))先在93年创下六千万元票房佳绩，98年的《铁达尼号》(Titanic))更以一亿一千万元攀上顶峰，这部映了195天的荷里活A级大制作还占了“本世纪百部卖座片”中的榜首位置，完全压倒了在八十年代威风一时的“新艺城”作品《最佳拍挡》系列。
另一个令九十年代香港电影褪色的原因是“盗版”问题。八十年代录影带市场兴起已经令电影收入大打折扣，到了1997年后，盗版VCD更为香港电影市道带来了重击。不少电影在午夜场或首映过后便出现盗版，海关和警方又互相推卸责任，直至近一、两年，香港政府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海关逐渐加强扫荡，才使盗版VCD活动略为收敛。
香港人挥之不去的“九七问题”，也为香港电影业带来负面影响。港人对“一国两制”缺乏信心，电影界曾多次组团访京，与港澳办及电影局商讨创成自由、版权问题等，亦促请大陆政府开放市场。九七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董建华先生首次在《施政报告》中提到香港电影，并拨出一亿港元开发电影科技及接受资助申请，令香港电影人略为安慰，更把2000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搞得有声有色。
值得可喜的是，香港电影人扬威国际，张曼玉、萧芳芳、王家卫先后在柏林、康城等国际影展中获奖，香港电影渐受国际影坛重视。可惜的是，这也导致影圈人才外流，吴宇森、唐季礼、袁和平、林岭东等着名导演纷纷往荷里活发展，周润发、成龙、李连杰及杨紫琼等巨星级演员亦被荷里活罗致。
有外流亦有“外援”加入，香港电影人在亚洲区寻找了不少新面孔，成绩最突出的是在台湾一脱成名的舒淇，在香港成功转型，由脱星变性格演技派，成绩斐然。还有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香港掀起日本电视剧热潮，连带电影界亦多找了日本演员参与港产片，其中又以女星为主，包括《星月童话》、《东京攻略》和《阿虎》，当然亦少不得成龙电影里插科打诨的一众日本美女。
九十年代的卖座保证是“双周一成一刘”(周润发、周星驰及成龙刘德华)，周星驰独有的“无厘头”喜剧深得民心，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代表，他的作品如《逃学威龙》、《唐伯虎点秋香》、《食神》等等都是九十年代的喜剧经典。近年，周星驰明显减产，一边休养生息，一边走上幕后之路。
周润发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凭《英雄本色》肯定他在香港影坛至尊无上的地位，之后拍了一连串英雄片、动作片，虽偶有票房失利，但基本上依然甚有观众缘。近年进军荷里活，除拍一贯的动作片(如《血仍未冷》)，还尝试拍如《安娜与国王》这类文艺片，似乎仍未有打算回归拍港产片之意。
至于成龙则大致维持一年一部大制作，票房上依然不俗(但相对于八十年代的成绩，近年成龙作品已不算大卖)，惜在电影风格上难求突破。刘德华的江湖浪子形象也成香港商业电影早期的票房保证之一,在发哥和成龙离开之后,华仔对香港电影的票房贡献作用更加明显.
导演方面，“双王”王晶和王家卫可谓双映成趣，一个擅拍商业味道极重的电影，更被揶揄为“屎尿屁”导演;一个专挑大明星合并，产量少、艺术味浓，往往得到国际影展的垂青，两人电影风格回异，但在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外，新浪潮创将之一杜琪峰近年颇受瞩目，作品叫好又叫座，愈来愈有个人风格。还有凭《香港制造》打出名堂的陈果亦成功地从独立电影导演变为香港主流电影导演之一。
科幻特技也顺着世界性的大趋势融入香港电影之中，《风云之雄霸天下》与《中华英雄》是其中成功的例子，而动作片《特警新人类》及《紫雨风暴》、《蓝血人》更特别邀请外国特技效果专家设计爆炸场面，令观众叹为观止。
总括来说，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虽然较诸于八十年代有所失色，但似乎在创作意念及电影制作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小本制作的独立电影如《过海隧道》、《天上人间》等亦有公映的机会，加上数码电影的冒起，而剧本创作亦得到应有的重视。相信踏入新纪元，香港电影将会追求更高的质素，并带领整个亚洲区的电影业迈向国际影坛。 ;
H. 香港电影是如何从鼎盛期走向衰败的
香港电影至于如何从鼎盛走向没落，最主要的症结还是在于没有成功的转型跟上时代的发展。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电影在80年代初期是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的电影都是非常经典的。不仅捧红了很多当代明星，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浪潮。在黄金时段当时的港片，一年的创作量都在上千部，可以说每天都会有新的香港电影诞生。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各种盗版的存在现象非常多。这样香港电影出现了信任方面的危机感。很多观众对影片的质量存在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同时再加上内地电影的崛起，从而也影响了香港电影在内地的正常发展。所以从现在的各大电影，既然来说都很少看见香港电影的出没。到这里也是挺觉得惋惜的，不过时代就是这样，需要各行各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完善和加强。
I. 香港的电影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的
近一百年的香港电影历史，其实要从一个洋鬼子开始，他不叫Christopher，他叫Thomas，Thomas Alva Edison，他的中文名字很好听，名叫爱迪生。在一八九○年代，美国的爱迪生跟法国的卢米埃兄弟，都发明过摄影机、放映机系统，而为了争取他们个人的市场，他们派人环游世界，去纪录景象和人物。美国人跑得快，一八九八年，爱迪生公司派了一个队伍来到香港，第一次把这里的人和景象纪录下来。当年比现在简单很多，摄影设备跟放映的设备是一样的，白天拍的东西，晚上回到酒店，在浴缸里面洗一洗，第二天就可以放出来。谁会想到一百年以后，这个小地方会成为全世界生产电影最重要的地点之一第一章 电影先驱
电影传入香港十多年后，就有香港人参加电影的拍摄活动。黎民伟（香港影星黎姿的祖父）是一位爱国、醉心革命的人，十六岁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十九岁开始参与清平乐白话剧社，以演戏宣扬革命。二十一岁遇上拍电影的机会，一部由香港人制作的剧情短片《庄子试妻》（1913年 华美电影公司出品）就这样诞生了。在《庄子试妻》，黎北海（黎民伟之兄）饰演庄子，更兼任导演，而黎民伟之妻严珊珊饰演庄子的婢女，成为中国首位女演员，而黎民伟竟然反串饰演庄子的妻子。当时的社会风气较保守，根本没有女演员，所以严珊珊的演出和黎民伟的反串，说得上是一大突破。《庄子试妻》主要在美国上映，所以看过这部短片的香港观众很少，直到黎民伟和黎北海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后，他们的作品能够接触香港的观众，已经是十多年后的事了。
经营电影公司并非易事，更何况是香港开端口以来的第一间。一九二二年，黎民伟、黎北海两兄弟，得到大哥黎海山的支持，集资创办了民新影片公司，由器材到人才，全部都从零开始，除了负责制作，他们也在上环兴建了新世界戏院，为民新的出品设立上映的渠道。民新公司的宗旨是，电影不但能提供娱乐，更可移风易俗、辅助教育，电影是改进社会的工具。抱着认真对待电影的态度，民新不惜远赴重洋，摄制了不少纪录社会事件的影片，其中一部名为《勋业千秋》的新闻纪录片尤其重要，它集结了黎民伟和他的伙伴罗永祥，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间，追随国父孙中山，义务拍摄他革命世纪的新闻纪录片。期间，两位电影先驱冒着生命危险，带着笨重的器材赴前线，拍摄了北伐的战况，也为中国留下了珍贵的近代史片。
民新自成立以来，向着故事长片的目标进发，可惜在筹备期间遇上不少障碍。在一九二四年，民新在广州开拍《胭脂》，取材自《聊斋志异》，“兄弟班”再次上阵，黎北海负责编、导，而黎民伟与平妻林楚楚则担当男女主角。几经辛苦，《胭脂》终于在一九二五年完工，正式上映。当时的香港人只看过，美国和法国人的电影，他们首次在电影院内欣赏，自己人拍摄自己的故事，感觉一定十分特别。《胭脂》上映首周录得盈利港币六千。正当民新上下高高兴兴地庆功时，绝对没有人会想到，在几个月后，民新要面对一次关乎存亡的巨变。在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二千多名学生在上海租界示威，遭英军开枪镇压，造成数十人伤亡，在广州和香港引发庞大的罢工潮。当时百业萧条，包括成长中的电影业。此时，黎氏兄弟对电影发展各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把新世界戏院转让，民新一分为二。弟弟民伟到了上海，而兄长北海则穿梭省港两地，寻求下一次的拍片机会。
香港民新解散后，黎民伟到了上海，成立上海民新，继续拍摄剧情长片，拍摄了《玉洁冰清》、《木兰从军》、《西厢记》等经典影片，这几部电影，不但制作规模极具野心，而构思和拍摄手法也相当先进，有些场面甚至用上简单的特技，可惜上海民新经营了数年，已亏蚀了四十万元，算起来，相当于今天的一亿元港币，实在令人心疼，不过对于有理想和实力的电影人而言，金钱上的盈亏并非他最关心的。一九三○年，屡败屡战的黎民伟和院商罗明佑合组联华公司，以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为宗旨，仿效好莱坞片场制，罗致了一群当时电影界最佳的人材，费穆、蔡楚生、卜万苍、孙瑜等，这些文人味重的导演对电影的语言和细节也非常重视，作品中的美术、摄影、剧本都一丝不苟，题材也与时代深刻呼应，于是联华的出品，几乎部部佳作，大受欢迎。其中更捧红了一代巨星阮玲玉，《渔光曲》、《大路》、《神女》，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得不提及的经典。
维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大罢工，终于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结束。但黎北海还要多等三年，才能筹足他所需的资金，重新经营电影公司。一九二九年，黎北海得地产商利希慎支持，自导自演《左慈戏曹》，并于利园山道搭景拍摄，正式带领香港电影复苏。一年后，黎北海改组影片公司，加入弟弟黎民伟参与创办的上海联华影片公司，正式成为联华在香港的分厂。既然电影业要再起步，当然要多训练一些新人，培养人材，联华港厂开办了演员养成所，导师中更包括曾在美国攻读电影的关文清导演，很多电影人，如我们熟悉的吴楚帆、黄曼梨、李铁导演等，其实都是从演员养成所训练出来。一九三三年，黎北海做了一次，划时代的创举，拍摄了《傻子洞房》，一部完全有声的电影，从此香港电影业进入有声音的年代。
三十年代，关文清导演到了三藩市，希望跟华侨见见面，联络感情，顺道推销联华的产品，不过这次美国之行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一位富有而且对电影充满热诚的年轻人——赵树燊。他们一拍即合，马上商量拍片大计，就这样拍摄了轰动一时的《歌侣情潮》，男主角就是关德兴师傅，不过当年他还没演黄飞鸿，他跟随大老倌小靓就学戏，所以人称他为“新靓就”。赵树燊和联华最终未能合作，却反而到了香港成立“大观声片公司”，主力拍摄粤语片。三十年代开始，凭着地利和政治上的优势，越来越多来自内地和东南亚的投资者到香港开办电影公司拍摄粤语片，香港的电影业也逐步稳固，成为当时除了上海外另一个华语电影制作中心。
综上所述，电影自一八九八年传入香港开始，香港电影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