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求：关于“伦理”的一篇论文，1500字左右。谢谢！
科学伦理：
事实上，科学的存在和发展中一个永恒的问题是标准与创新的矛盾。一方面，科学知识的出现必然形成相关的评判正误的标准，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出现的过程就是对原有标准突破的过程，因此也必然受到原有标准的限制或压制。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刻地反思两种科学的悲剧：一种是推行错误的标准所导致的后果；另一种是肆意创新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聂文涛面向基层医院适宜技术培训讲演中说：人类推行糖尿病“限制碳水化合物”饮食标准（John rollo标准），到重新执行“高碳水化合物”标准（如北京协和医院标准），这期间无数患者因为错误的糖尿病饮食治疗进一步丧失了健康。医学界要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该讲演引发的强烈震动，正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科学伦理问题。
斯蒂芬·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原文中的两段话：“（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得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这两段话隐藏着这样的意思：（1）应该给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证明自己的权利，或者说一切反对异端见解的人必须提供证据；（2）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都需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无需在此之前抱怨社会的不理解。（3）所谓科学发展的意义，正在于改变人类原有的认识。因此，选择错误是一种权利，否则就没有科学探索的合理性。
没有标准可能丧失人道；标准本身隐含的错误也能并不人道。因此，科学是一个超越了正确和错误本身的社会问题。
② 基因治疗的伦理：问题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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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的伦理：问题与争议
基因治疗可以分为体细胞基因治疗、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和增强细胞基因治疗。体细胞基因治疗(somatic cell gene therapy)是应用体细胞基因工程技术将某个基因植入人体，从医学上校正该病人的遗传缺陷。因为，许多遗传病是由于缺乏某个基因、基因异常或缺陷而引起的，通过体细胞基因治疗植入那个基因到细胞内，可治疗基因缺乏、异常和缺陷。生殖细胞基因治疗(germ-line gene therapy)是将外源正常基因转入精子、卵子或受精卵，矫正有缺陷的基因而达到治疗遗传病的目的。理论上讲，生殖细胞基因治疗既可治疗遗传病患者，又可使其后代不再患这种遗传病，是一种使遗传病得到根治的方法。与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相关的是增强细胞基因治疗 ( enhancement gene therapy) 或增强基因工程。增强基因工程可改变体细胞的遗传物质，也可以改变卵子、精子或早期胚胎细胞的遗传物质，从纠正疾病基因变为改变人的正常特性。目前，由于技术的发展和伦理争议，一些体细胞基因治疗已应用于临床或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及与其相关的增强细胞基因治疗则尚未开展。
一、 体细胞基因治疗的伦理争议
体细胞基因治疗首先发展于美国。在这里遇到的最初的伦理争论关涉到这种与一般的治疗有较大区别的治疗方式的正当性。一些科学家认为，体细胞基因治疗是目前疾病治疗技术的一种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而生命伦理学家则主要考虑到技术的安全性，基因干预的潜在的利弊，该研究的参与者参与机会的公正性，研究参与者知情同意的真实性以及参与者的隐私和医学信息保密等等。伦理学家的着眼点在于生命伦理学的一些基本伦理原则：有利原则、尊重原则、自主性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保密原则和公正原则。但对这些原则如何进行应用却有一个实践和争议的过程。[1]
当体细胞基因治疗在细胞培养中和动物模型上进行了较多的基因治疗试验研究后，就基因治疗是否很快就可以试用于病人而言，生命伦理学家讨论的首要问题在于体细胞基因治疗预期或潜在的利弊。批评者认为，由于体细胞基因治疗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在治疗中所使用的被修饰的病毒载体的安全性问题还没有确定。病人的细胞可能重新整合病毒的基因，逆转录病毒不能准确到达靶细胞里的靶基因进行替代，理论上也存在逆转录病毒激活或刺激致癌基因的可能危害。[2]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这种治疗方法仅仅影响非生殖细胞，被改变的遗传物质不会遗传给后代，被遗传修饰的体细胞产物类似病人服用的药物。体细胞基因治疗中使用的一些技术与其它广泛应用的医学干预相似，并且具有侵袭性小、排斥少的优点。除此以外，他们还认为，如果一些疾病可以用副作用小且费用合理的其它方法治疗，那么就应根据对病人有利之原则，选择其它治疗方法，体细胞基因治疗只用于那些遗传病、癌症、艾滋病等难治的疾病。[3]
由于伦理问题不断出现，争论也较激烈，研究者在将体细胞基因治疗方式应用到临床时，应当比应用心脏移植、试管婴儿等技术还要审慎和仔细。80年代初，在非常缺乏临床基因治疗研究的证据的情况下，美国的科学家便对病人进行了临床基因治疗的尝试。由于试验结果不明显，且并没有进行伦理论证，因而这一做法受到了广泛的谴责。美国的体细胞基因治疗因此几乎停顿了10年。在对严重的综合性免疫缺陷疾病（SCID）病人的最初基因治疗实验获得一些对临床有益的研究结果之后，得到伦理审查的第一个体细胞基因治疗才应用到了人类，它的最初的草案经历了3年的讨论才得到批准。有关的伦理争论在这之前几乎持续了20年。[4]
1999年9月，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给生命伦理学界带来了新的思考。美国费城18岁的格辛戈患了一种遗传性疾病----良性鸟氨酸基转移酶（OTC）缺陷症。这种鸟氨酸代谢失调的疾病本可以通过营养和药物得以控制。但他却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接受基因治疗的临床I期试验，这也是该研究所的第18位和最后一位受试者。在试验中，由威尔森（James Wilson）领导的研究小组将包含外源性治疗基因的腺病毒载体颗粒（最大剂量）注入到他的肝脏内。第二天，格辛戈病情加重，血氨急剧攀升，夜间开始昏迷不醒。4天后，由于强烈的免疫排斥反应，格辛戈的多个器官衰竭而死亡。
这是第一例直接因体细胞基因治疗而死亡的临床试验。在2000年1月份的一次听证会上，格辛戈的父亲说：“这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灾难。我儿子事先并没有被告诉有什么严重的危险（包括试验用的猴子的死），他被诱导并错误地相信这次人体实验是有利于他的。”自愿受试者是受一个病人咨询网站吸引而来的。该网站把这项基因治疗方案称为“非常低的剂量和可喜的结果”的方案。
这个事件既关涉到以前人们熟知的受试者知情同意的伦理问题，也涉及到过去人们常常忽略的研究者和受试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研究者的科研责任。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事件不但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临床试验研究，而且充满了误导和欺骗。首先这个试验不应该应用于人体，因为在预备研究时猴子有类似反应，有些已经死亡。以前一位病人仅输入了较低剂量病毒，就发生了肝损害。而网站公布的信息不但并未提及预备研究时动物的反应，反倒承诺试验能及早得到结果，且使用的病毒剂量很低，最后的同意书也未提及猴子死亡等相关事实。本来，参与基因治疗的知情同意书所包括的内容应经由伦理审查委员会详细讨论，并且受到公众的审查。但研究者却有意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重组DNA顾问委员会隐瞒了向受试者肝内注射病毒载体这一事实。
这个事件的伦理问题已不仅仅是采取何种步骤来确保受试者真正的知情自愿的同意，而是研究者作为科学家的责任以及研究者和受试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科学家在研究中的责任以及研究者和受试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近年来已引起生命伦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科学家在研究中的责任包括：科学家的诚信、对科学中不当行为的监控及科学家的责任等重要问题。从科学进步的角度来讲，向受试者提供重要的事实，包括他们疾病的真实情况、治疗方法、研究中采用的方法、研究的利弊等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挑战，但从科学是为人类服务这个目的和科学、人类的尊严本身来看，科学家的诚信和社会责任非常重要，绝不能抛弃。
本事件中的当事人威尔森拥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对他实验室中的发现拥有专利权。这就是说，他和他的同事在这项技术的知识产权的诱惑下，违反科研伦理进行了这次体细胞基因治疗试验。这时试验中所包含的研究者的经济利益，可能与受试者的生命利益产生冲突。而研究者不但没有避开这些利益冲突，反倒向受试者隐瞒了真相。利益冲突是由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种新的生命伦理问题。企业为实验提供巨大的经济支持的同时，也就给科研注入了活力。然而企业对科研领域的控制, 却能够使某些科学家和科研机构逐渐失去自己的独立性，造成一些科研人员的科研伦理观念受到侵蚀，科研诚信受到损害。[5]利益冲突也包括科学进步与公众利益、企业利益之间冲突等等。目前生命伦理学界所捍卫的是病人或受试者的根本利益，所强调的是对人体试验研究中各种利益的分析和解决。鉴于体细胞基因治疗研究的这一不良事件，威尔森所在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的研究已被停止。但体细胞基因治疗研究这一事件已作为典型案例得到了持续的讨论，这一事件加深了我们对基因治疗伦理的认识，也推动了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
二、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伦理争议
生殖细胞基因治疗正处于试验研究之中，尚未进入临床人体应用阶段。但在美国，相关的伦理讨论从50、60年代就开始了。有人认为，那时就可以进行改变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的治疗，也有人则认为需待技术的改进和完善之后才能进行。1992年9月，尼尔博士向NIH审查委员会提交了有关生殖细胞的自发突变和诱导突变的伦理问题的提案，提出及早讨论伦理问题可以降低风险，做好准备。一旦技术突破，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可行，那么预先的伦理讨论对于合理的监督政策的制定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6]
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可能在这些临床病例下得到应用： 当妻子和丈夫都是隐性遗传病患者时，那么他们的后代就可能全部患有相同的遗传病。当夫妻是隐性遗传病基因的携带者时，那么他们的后代中有25%携带的基因可能是正常的，50%可能与他们的父母携带同样的遗传病基因，25%可能是该遗传病患者。在妊娠前三个月里，某种确诊的遗传病能够使胎儿遭受严重的不可逆的脑损伤，且没有其它可知的办法可以对宫内的胎儿进行基因修复。某个确诊的遗传病影响患有该病的父母身体上许多不同部位的不同细胞类型，而体细胞基因治疗只能治疗某一特定细胞类型，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则可以在早期进行而影响各种细胞，可能是预防该病遗传给未来后代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赞成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科学家认为，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可能是预防基因缺陷所致的特殊生物体损伤的唯一方法。它比体细胞基因治疗技术还要成功，因为它所需的技术突破是基因置换或基因修复。体细胞基因治疗技术使用的是基因添加的方法，这种方法所使用的功能正常的基因和原先功能异常的基因都被保留在靶细胞中。而生殖细胞基因治疗技术使用的基因置换或基因修复的方法则避免了这种风险，而且它还能彻底消除生殖细胞显性遗传病。[7]
赞成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学者还从父母的角度论证： 父母希望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后代免于出生时就患有遗传病，免于出生后采用体细胞基因治疗。父母也希望免除因可能传递给后代相关的遗传病而面临的各种困难的抉择。父母为子女的健康做出的任何一个真诚的决定都应受到道德和法律的保护。[8]
这种赞成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论证遭到了许多反驳，反驳的理由基于技术负效应，即一旦技术上发生问题，这种负效应便是严重且不可纠正的。因为技术的不可预测的负效应，不仅影响受试者，而且还将影响他们的后代。针对父母可以为后代子女的健康做出决定的伦理辩护，反对者则从后代人权的角度进行了反驳，认为后代有从父母那里继承没有被人工干预的“遗传财产” 的道德权利，即使父母的目的是为了使后代免受疾病的困扰。任何事物本质上都受一定约束，即使是最仁慈的行为也不能超越这个限制。[9]
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如果成功，可一次性祛除患者和后代的遗传病或癌症等绝症，这样好的技术似乎不应放弃。但我们要考量的是技术层面的负效应是什么，是否不可预测，不可纠正。当一个技术尚未成熟到可以应用于人类研究或治疗，人们就应等待它的基础研究的继续发展。研究人员和保健人员的职能有探究治疗和预防人类疾病的新方法的自由，但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只有真正具有了预防遗传缺陷和治疗遗传疾病的功能后，才能与医学的目的相一致，才能临床应用于人体。我们也希望伦理层面的探讨继续进行，并且指导技术的发展。
2002年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公布了技术和伦理层面的论证结果：就技术层面而言，人们还无法修正遗传缺陷，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也很有限。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对基因的表达难以把握，外来遗传物质的任意结合很可能在细胞层面造成无法想象的影响及对胚胎、胎儿和儿童的成长造成伤害。在伦理层面，担忧“以治疗为目的”的基因治疗和“改进正常的特征”的增强基因工程之间的区别很模糊，未来的知识和技术很可能把目标放在干预“好”和“坏”的人类特征上，这将提出一些基本的道德问题。[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伦理委员会及大多数国家的伦理准则建议，可以使用植入前诊断和选择性放弃一个具有遗传病的胚胎，而不进行生殖细胞的基因改造。这就是说，不伤害受试者、患者及后代是起码的道德底线。
三、增强细胞基因治疗的伦理争议
增强细胞基因治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纠正疾病基因，而是改变人的正常特性，一般称为增强基因工程。增强基因工程可分为与健康相关的增强和与健康不相关的增强。与健康相关的增强：如增强免疫力，提高免疫系统抵御功能，促进健康。相关的伦理问题包括：基因增强仅仅应用于知情同意的成年人吗？ 父母在道德上可以为了他们的孩子的利益而接受基因增强吗？ 增强应该适用于所有的人，抑或只能施惠于那些能承受费用的人？ 生殖细胞基因增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等等。与健康无关的增强例子如：为使儿子长成一个高个子篮球运动员，父母可要求把一个生长激素基因植入他们正常生长的儿子的体细胞内，或植入自己的生殖细胞内。改变人的肤色、发色、智力、性格甚至道德观念也是与健康不相关的增强的主要内容，对这样的增强，存在的伦理争议更多，更复杂。
无论是与健康相关的增强和与健康不相关的增强，只要不是出于技术滥用的目的，将生殖细胞增强基因工程用于种族清洗、创造优势人种、创造非人生物等，我们可以肯定这是现代人对后代人施以的“善行”。但正如某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为未来人作决定，完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是为了使未来人类拥有一种有价值的品质。然而，这一点非但不能构成为他人作决定的理由，反而只能表明是一种“善良的”强制。这是因为：它违背了伦理学上最基本的为任何人所享有的自决权的原则。它对人的尊严与基本的人权都是一种严重的侵害。在干预生殖细胞或受精卵基因的过程中，未来人类的基因配置是由父母、医生或国家决定的，而个体的人仅仅是前者所决定与创造的结果。其次，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人的遗传特征均归因于其父母遗传物质的组合的偶然性，是自然随机配置的结果，换言之，是由上天或上帝决定的。现在，如果我们通过基因技术对人的遗传基因进行人为的干预，这无疑意味着是医生或研究人员要扮演上帝的角色。[11]
许多生命伦理学学者对上面的观点提出疑问：许多后代人出生和后代人的许多方面都是由父母在医生的帮助下决定的，父母在医生和高科技的帮助下已做过了许多善事。应用高新生殖技术的医生或研究人员已经扮演“上帝”的角色，而且还在继续扮演上帝的角色。一个学者还用儒家哲学论证他的观点。他认为从儒家的“天道就是仁道”，“智以辅仁”的思想推断，只要一个知识或技术是出于好意，儒家就认为应该欢迎和支持。[12]当然，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世纪的人要求何种权利是未知的。没有人知道许多世纪以后的人们对于权利问题持何种观点。也可能他们完全拒斥权利的要求或不需要权利或对权利不感兴趣。换言之，未来时代的价值和信念体系将会不同于、甚至迥然不同于我们。对这些观点，值得思考的是：医疗保健的仁术和“仁者”扮演“上帝”可以到什么程度？人类对基因操纵的终级标准究竟是什么？
有学者对怎样界定有价值的品质提出争议，认为用增强细胞基因工程去产生增强效应不好操作，因为无法确定增强什么，什么是增强的标准。有学者还用老年化作为案例说明：老年化进程究竟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正常状况，医学家认为也难以分辨。因此用遗传学方式延长生命，其意义就难以确定。就算人们会按一定的价值观去增高、增智，社会也会产生由这些价值观导致的不平等和歧视。[13]
看来，就与健康无关的增强基因工程而言，绝对的科学自由和个人自由的观点是不合宜的。而且，从目前增强基因工程的技术进展来看，人们还无法确知大多数行为特性与基因及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应当说，人类的许多行为心理特征都是基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人的智力、运动能力、艺术能力更是如此。因此，试图用改变生殖细胞或体细胞的某个基因来实现这种增强，应该说是很难成功的。即便这样的增强细胞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我们就可以因为尊重父母在生殖上有提高后代的“生命质量”这个“特权”而左右后代的“开放性未来”吗？况且我们连这个“开放性的未来”是有利于他还是不利于他都无法确定，就对他的遗传基因进行这种干预，把风险和后果强加于这个未来的人，这在伦理上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参考文献】
[1]王延光：《中国当代遗传伦理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 18—28页。
[2]邱仁宗等 ：《生命伦理学概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6页。
[3]孙慕义：《新医学伦理学概论》哈尔滨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
[4]张大庆，体细胞基因治疗中的伦理学问题，《医学与哲学》1996年，第3期。
[5]陈元方等《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77页。
[6]LeRoy Walters, Julie Gage Palmer，The Ethics of Human Gene Therap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60.
[7]Hans-Martin Sass, Copernican Challenge of Genetic Prediction in human Medicine,1988。
[8]LeRoy Walters, Julie Gage Palmer，The Ethics of Human Gene Therap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70.
[9]邱仁宗，人类基因工程和未来时代的责任(上)《医学与哲学》，1996（6），第285～286页。
[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关于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和生殖细胞干预的报告” 《医学与哲学》，2004年（10），第11页。
[11]甘绍平， 基因工程伦理的核心问题. 哲学动态. 2001，（1）：第33-35页。
[12]张新庆，“基因治疗在中国”，《中英生命伦理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8月。
[13]邱仁宗，人类基因工程和未来时代的责任(上)《医学与哲学》，1996（6），第285～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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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作家都有哪些？知道的能告诉我吗？谢谢！国家一级女作家的名单：母碧芳、舒婷、张洁、冰心、余艳、斯妤、毕淑敏、梅洁、赵玫、素素、张抗抗、毛竹、张洁、陈力娇、顾保孜、王安忆、王旭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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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作家粱伟锋梁伟锋，广东省信宜市北界镇山口村人氏。中国当代诗人、作家、辞赋家、广东省茂名市写作协会理事；1993年出版长篇神话章回小说《瑶池琼阁》、1996年出版言情小说《彩霞的玫瑰》、曾在《茂名工商报》担任主任职务。
什么叫国家一级作家?国家一级作家：就是国家认可的从事文学创作专业人员的职称名。
文学创作一级：文学创作一级是从事文学创作专业人员的职称名。评审文学创作一级职务任职资格，对符合评审条件的作家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办法考核晋级。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的要求，客观公正的评价文学创作人员的能力和水平，使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繁荣文学创作事业。依据是《文学创作专业人员实行〈艺术专业职务（艺术等级）试行条例〉的暂行办法》和职称评审的有关政策。
评定标准：
1、文学创作一级作家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深厚的文学修养、广博的文学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积累；
2、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文学工作的方针和原则；
3、掌握国内外文学创作的发展动态及相关知识的最新发展；
4、有较高的创作水平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已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创作成就卓着，在国内有广泛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
5、热心扶持文学新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对文学事业有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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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家一级作家有哪些？比较经典的作品介绍一下有繁华也有萧条，人生有欢喜也有惆怅
于是乎，那些看见或看不见的，都在淡淡的细微里隐藏。
朝朝暮暮里，不知该用怎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些流逝，
用怎样的文词来描述留白后那无语的沉寂。一直祈求，
时光慢些，再慢些，好让我偷一会清闲，寻一处安静
国家一级作家成一是男是女？中文名：成一
国籍：中国
职业：专业作家
毕业院校：南开大学
代表作品：《白银谷》《茶道青红》《游戏》《真迹》
性别：男
科学家都有哪些？急..知道的快告诉我。1、钱学森（着名科学家、物理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许多开创性贡献。）
2、钱三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核裂变”方面成绩突出，是许多交叉学科和横断性学科的倡导者。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3、竺可桢（地理学家、气象学家、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推动者）
4、李四光（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始人。“?”化石新分类标准的提出、中国南方震旦纪与北方石炭纪地层系统的建立、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发现与研究是他对地质科学的重大贡献。）
5、袁隆平（农学家、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创始人，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第一人。他于1981年荣获我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6、侯德榜（着名科学家，杰出的化工专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
7、周培源（着名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8、茅以升（着名桥梁专家、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
9、邓稼先（物理学家，在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10、童第周（生物学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
11、钱伟长（着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资讯学，着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
12、严济慈（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
13、吴有训（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
14、张钰哲（中国现代天文学家,“中华”小行星的发现者。）
15、汤飞凡（微生物学家，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人，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
16、丁颖（着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
17、梁希（林学家）
18、林巧稚（着名妇产科专家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学部委员。）
19、张孝骞（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等职。他长期从事内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中国胃肠病学的奠基人，一生确珍和治疗了许多疑难病症。）
20、吴阶平（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泌尿外科开拓者之一，在泌尿外科、男性计划生育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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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巧稚（1901——1983），着名妇产科专家。福建厦门人。1929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并被聘为协和医学院妇产科医师。后任妇产科主任兼教授。1932年和1940年曾两次出国，在英国伦敦医学院、曼彻斯特医学院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修。回国后，历任协和医院、友谊医院妇产科主任兼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市妇产科医院名誉院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她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学部委员。
2、张钰哲（1902——1983），着名天文学家。福建闽候人。1919年考入清华大学。1923年赴美留学。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天文研究所所长。1946年再次赴美，从事天文研究活动。1948年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
3、侯德榜（1890——1974），着名化学家。福建闽候人。1913年赴美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拉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1921年回国，曾任塘沽永利碱厂总工程师、南京永利硫酸铵厂厂长、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化学局顾问、化工部副部长、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全国科协副主席。他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美国化工学会和英国皇家学会的名誉会员。
4、丁颖（1888——1964），着名农业科学家、水稻专家。广东茂名人。1912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1913年赴日本留学，攻读农业科学。1924年回国，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并曾被授予民主德国农科院通讯院士、全苏列宁农科院通讯院士等称号。
5、熊庆来（1893——1969），云南弥勒人。1906年考入云南高等学堂。1913年赴比利时留学，后转赴法国，先后就读于格伦诺勃尔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大学和马赛大学，于192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31年再度赴法，以学术论文《关于整涵数与无穷极的亚纯涵数》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他创办了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数学系，最早把近代数学引进中国，致力整涵数、亚纯涵数、代数涵数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对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定义的无穷极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极”（也称熊氏定理）。
6、汤飞凡（1897——1958），湖南醴陵人。1921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25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雷斯德研究院细菌学系主任、上海医学院教授。1943年，他用自己设计的简陋装置制造出我国第一批青霉素。他是我国第一个抗生素研究室和青霉素生产车间、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和第一个正规卡介苗实验室的创办人。1948年，在第七届国际微生物学会上被选为常任理事。曾任卫生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1956年，在世界上第一次分离出沙眼病毒，被世界微生物界称为“汤氏病毒”。
7、张孝骞（1897——1987），湖南长沙人。192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湘雅医学院。曾任湖南湘雅医学院院长、协和医院内科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等职。他长期从事内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中国胃肠病学的奠基人，一生确珍和治疗了许多疑难病症。
8、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长子。1924年，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获建筑硕士、美术学士学位。他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大厦的设计，被普林斯顿大学赠予名誉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土建学会理事长等职。他为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曾参加国徽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他所撰写的英文版《影象中国建筑史》获“全美最优秀出版物”称号。
9、钱学森(1911——)中国现代科学家。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留学美国并在近代力学奠基人卡门指导下从事火箭研究工作。1955年回国后投身于开创中国力学、航天事业等工作。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一任所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等。1958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为我军的科技事业发展作了大量工作。
10、李四光(1889?971)地质学家。湖北黄冈人。字仲揆。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9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和地质力学的研究。
11、竺可桢(1890——1974年),我国代气象事业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
12、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出生于金坛金城镇，是世界着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式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运算元”、“华—王方法”等。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美国着名数学家贝特曼着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着名科学院院士”。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13、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取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86年7月16日，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14、钱伟长，1913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获博士学位。1946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1954年起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15、钱三强，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16、袁隆平袁隆平，农学家、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江西德安人。1930年9月7日生。1953年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历任研究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科院名誉院长、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长期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制种技术实践。1964年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并进行科学实验。1970年，与其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成为突破“三系”配套的关键。1972年育成中国第一个大面积应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一号A”和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一号B”，次年育成了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强优组合“南优二号”，并研究出整套制种技术。1986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的战略设想。被同行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7、苏步青
苏步青（1902－2003）浙江平阳人。苏步青是中国现代数学家。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着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专案”、“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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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作家赵丽华的诗作我勒个去。可以说脏话吗？作者赵丽华，女，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先后在《南方周末》《中国民航》《晶报》《东方新报》《都市女报》《兰州晚报》等几十家报刊开辟随笔专栏。参与主编《中国诗选》、《中国诗歌选》。担任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第多届柔刚诗歌奖评委等。兼任《诗选刊》社编辑部主任。现居廊坊。赵丽华的作品选读：《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赵又霖和刘又源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一个是我外甥五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巴松错》莜麦菜还小就可以吃了后来丝瓜结了可以每天去摘《我发誓从现在开始不搭理你了》我说到做到再不反悔《摘桃子》诗人们相约去北京西郊摘桃子问我去不去我说要是研讨我就不去了但摘桃子好玩远胜过赏花武侠题材的系列组诗：《张无忌》一张无忌和他太师父张三丰学过一些太极功夫接着练会九阳真经和干坤大挪移他研习圣火令上的武功用了一天一夜后来他又得到了武穆遗书和九阴真经《张无忌》二张无忌和赵敏接吻赵敏把张无忌的嘴唇给咬破了有关这一吻电视上处理的比较草率专家盛赞《一个人在田纳西》"在此，我想起当代一位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