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电影今后应当朝怎样的道路发展，才能在世界电影中占主要地位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讨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问题不能脱离世界电影的发展水平(包括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明显的是，影视技术的传播壁垒几乎不存在。电影自诞生以来，在制作方式、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三个方面都得到了非常迅速和相当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既取决于电影新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否具有较高的自觉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电影从诞生之初就是科学技术的产物，一部电影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走向完善、艺术创造趋于完美以及这两者不断地相互促进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数字化进程所造成的影视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更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这一精神完全适用于讨论电影的产业发展问题。但问题在于，我们有必要从电影的概念问题入手。也就说，新的形势之下，特别是从数字技术可能造成的媒介产业重组的前景展望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格局，必须建立在对于电影的新的理解和界定之上。
当然，讨论概念对于不少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特别是，对于那些习惯于舞文弄墨之士，或者乐于沉浸在声音与光影世界中流连忘返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对于那些办实事儿及乐于思考者，则另当别论。但是，现在的事情显然已经发展到我们不得不咬文嚼字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到了俗语所说的“老鼠钻到了碗架柜，口口咬瓷儿(词儿)”的地步了。这件事情倒是从某一个角度验证了先贤和“后贤”们的告诫和提示。
《论语•子路第十三》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海德格尔曾指出：“言词和语言不是把事物包装起来为写作者和说话者的交流服务的包装材料。事物只有在言词和语言中，才首次进入了存在并存在起来。因此闲聊、口号和废话中语言的误用，破坏了我们和事物的本真的关系。”“语言大面积地迅速荒疏，这不仅在一切语言运用中掏空了美学的与道德的责任，而且，语言的荒疏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
孔子的话和海德格尔的话是相通的。但是，他们的话却并没有引起后世人们的充分注意和重视。即使是《圣经》中的“圣训”，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少警觉。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圣经》中的这句名言看起来是很神的，主要是其中的“道”字，是一个中国的古词儿，很难解释清楚。但是，一看英译，含义立刻就清楚了。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圣经》的英文直译可谓泄露了天机。直译的结果是：“一开始就是词，词与神同在，词就是神。”
《圣经》中坚定明确而又语重心长的神谕并没有让多少人开悟。别是文艺界的人士，包括研究之士，恐怕要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按照“先贤”和“后贤”的思考方式和办事儿原则，我们要讨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就一定要首先为电影正名，即“必也正乎名”。此即所谓“一开始就是词”，这个词就是电影。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人们对电影这个词儿的认识确实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直至现在仍然有些糊涂，但是现在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电影的成一定规模的传播必须有一个公共场所。1895年12月28日，路易•卢米埃尔与其兄长奥古斯都•卢米埃尔用一台被称之为“活动电影机”的设备在巴黎卡布大街14号咖啡馆的地下室里，第一次公开售票，公映了他们的第一批影片，其中包括《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这一天后来被电影史家确定为电影的诞生日。这种放映活动被推广的后果是，专门用来放映电影的场所产生了，这就是电影院。此后，尽管确实存在着电影的个人化播放，人们还是不假思索地把电影同它的大规模的播放场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在这个场所播放的电影称之为电影。人们这样做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电影的经济回收和盈利主要靠电影院的销售活动。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还会继续发生变化。这里有一个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在电影院里播放的电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致有三大类、故事片、纪录片和美术片。目前国内的电影院大体上只剩下了一类，即故事片。纪录片和动画片的播放只是一种零星的行为。今天，我们既可以说纪录片已经沦落为电视节目了，也可以说纪录片改变了它的存在形式和播放形式。但是似乎没有人说纪录片已经消亡了，却有人在谈论电影(即故事片)的死亡。
有了电视以后，人们从来都不认为在电视中播放的电视节目也是电影，哪怕播放的是电视剧。尽管看起来，真正的电视节目大概只有一种，这就是现场直播(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是直播电视剧)节目。直到电影(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变得可以在电视上播放了(或者通过无线远程传播或者通过录像机、VCD机等)，乃至直接为了在电视上播放的目的而拍摄所谓“电视电影”(无论是用胶片、磁带，或数字化材料拍的)的时候，人们还是没有产生这种认识。人们自然会找出种种理由认为电视电影不是电影，哪怕是在这些理由变得越来越少了的时候，变得越来越不成为理由的时候，除了少数人之外，人们几乎是非常不情愿地接受这种认识。主要的原因，除了面对种种新的情况熟视无睹以外，不是认真地思考电影的概念问题，而是把电影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传播途径，同电影本身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严格地固守电影的“影院电影”的历史界定：“只有在电影院中观看电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看电影”这样一种相当传统的观念。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人甚至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数码加入进来以后，传统的电影还叫电影么？”
现在的问题是，任何狭隘的电影观念都会影响我们对于中国电影现状及未来的客观估计和展望了。
中国电影有七大“怪”现象。其中之四是大力进行电视电影的拍摄：“电视电影的发展导致大家倾向于低成本运作，难以制作出精品。观众习惯了看电视电影后，就不会再走进影院看电影。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电影法规和电影基础设施达不到要求而退而求其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显然没有从如何调节电视电影和影院电影之间关系(诸如比例分配等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是把中国电视电影的发展看成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方面，看成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了中国广大电影观众对于电影的需求的结果，而是看成了挤压中国影院电影发展的一个应予纠正的失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这就是，电视电影确实具有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影院电影的功能。一定不会愿意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的：“由于卫星传播和有线频道的发展，美国电影在欧洲电视播放的电影中也占有了70%。”由此可见，在中国电影现有生产量的状况下，保持一定规模的电视电影的创作和生产，不失为满足广大观众在电视中看到电影的需求的一种可行办法。
结论是坚定不移的：“新科技的物质条件，不管电影人情不情愿，都将彻底地将电影改头换面。下个世纪的电影很可能没有胶卷、没有影棚、没有布景、没有放映机、没有影院。电影将化身在有无线电视、私电视与公电视(机场、酒吧….)、网络电视、手机、电子书页、个人资料簿(PDA)、网际网络、电玩与多媒体、甚至足球场上的超大屏幕或雷射投影……之中。从生产(数字生产、虚拟影像)到行销(跨媒体整合行销)、到消费或重组再消费(影像单位化、数据库化与重拼贴化)，电影都将走出旧世界。”
虽然某些方面并不完同，但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与格局的展望必须不失时机地建立在对于电影的新的与时俱进的理解和界定之上。事态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证实了在大约五六年以前对电影做出的界定：“可以配有声音效果并具有画面性质的活动影像。”进一步的证实还有待于对事态发展的继续观察(当然，这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和前瞻的眼光)。也就是说，电影不仅必须而且一定会成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虽然现在还没有发展到一定要把电视剧乃至电视节目也包括到电影之中的地步。眼下虽不急于收编，但是应该想到，将来一定会出现把这两者当成同类产品的不同规格的品种来加以对待的局面。下述统计表述是意味深长的：“1998年美国的第一大出口行业既不是飞机制造业、也不是农业，而是影视和音像出版业，出口总收入达600亿美元；美国视听产业(影视和音像)在国民经济中的排位已有1985年的第11位跃居到第6位；在录像市场上，美国1997年金录像租赁收入就达96亿美元”。从中国电影发展态势的角度来看，从现在开始，预算一部影片的投入和产出，不仅必须考虑到它在影院和“影厅”中的放映情况，而且还需要同时考虑到它在电视中的播放情况(包括排映和点播)，以及光盘、像带的销售情况。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还要建立在确保上述种种考虑的有效性的保障体系的存在之上。既然“在美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电视播映、音像制品和其他副产品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5%左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称这些收入为“后电影市场”开发呢？这些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意吗？在我看来，有了这样电影观念，才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观念对于全方位地同时又是布局合理地发展中国的电影事业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可能就不会杞人忧天地发出电影的“生存还是死亡”的无谓天问了。
从这样的观点和角度(即所谓行业混淆confusion或产业重组)来看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与格局，2001年12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成立，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特别是它统一考虑中国电影和电视发展战略的眼光就变得更为重要了。虽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扑朔迷离，其间充满了太多的变数和难以把握的机会，但是却让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希望。在这情况下，高度的自觉性和清醒的意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
我们能够看到，在为中国电影的发展献计献策和“开药方”的热潮中，“全球化”和“产业化”可以说是两个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语。应对全球化和实现产业化甚至被某些人当成拯救中国电影的前所未有的契机和良方。在这情况下，现代影视技术的革命性的力量以及所必然带来的要求即“产业重组”和观念更新的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尽管计算机、互联网(包括无线、宽带及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几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但是这一新兴媒体技术及产业对传统媒体产业及其观念的(如报刊业、电视业和影院电影业)的冲击才初见端倪。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转变观念，在全球化和产业化的基础之上，认真地面对和贴近中国的现实，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仍然是来得及的。但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及时加以改变。就像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曾经批评某些人“言必称希腊”那样，我们现在也到了对讨论中国电影发展模式“言必称好莱坞”的倾向给以一定质疑的时候了。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一点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在少数，但电影产业发展到好莱坞的程度，在全世界可谓绝无仅有。其实，在产业重组的过程中，好莱坞也不是铁板一块。由此可见，好莱坞并不是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电影的普遍道路。更不必说它应当受到批评和抵制(或者说需要检讨的)诸多方面了：“近年来的好莱坞电影越来越贪得无厌地追求视听奇观性，电影题材越来越变本加厉地脱离人们的现实体验和现实生存，无论是故事或是视听造型都越来越缺乏人文意蕴，越来越强调表像刺激，玩弄技术、玩弄奇观的倾向正在将电影带向一条远离真实、远离性情的道路……”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某一文化行业的产业化及其国际化程度，肯定有一个由政治、经济，乃至文化诸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的历史性进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毕其功于一役。设想一个正在调动一切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去打造和发展国际化、跨行业的本国电影的“航母”，无异于天方夜谭。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情况可能反而更加清楚，而且更加具有启示意义：影院电影业大幅度滑坡、重振乏力，在这方面，即使实现了中国电影的所谓“产业化转型”，似乎也看不到与好莱坞电影打拼的乐观前景，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倒是产业化程度不如电影的电视业的强劲发展势头未现明显减弱的趋势；电子图书和数字图书馆虽在大力建设、不断发展，目前还看不到印刷图书业迅速萎缩的迹象(尽管这种情况根本无法同过去相比)。与此同时，电影在其各种制作方式、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特别是后两个方面)的比例分配方面正在进行着的正是可能造成剧烈变动、重组的积累和酝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电视系统的终端和网络系统的终端将要合一的传播技术前景，虽然尚需时日，但肯定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对现行电视业和影院电影业包括运作方式在内的各个方面都造成巨大冲击。数字化进程及其技术保障的进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也就是说，决不能把这些重要的进展看成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毫无关系或关系不大的事情加以对待。据有关人士透露，到2002年底广电总局已经建设完成国家光缆干线网3.9万公里，省级光缆干线电视网超过11万公里，市级以下光缆传输网超过了30多万公里，可连通2000多个县级网、1000多个企业网、3000多个社区，全国光缆总长超过300万公里，并在东南沿海省份基本上实现了全部联网。据说，广电总局已决定全力推动有线网的商用，目前正在按计划、分步骤进行，并将对有线传输网进行双向改造，推出节目传输、带宽出租、广电在线门户网站、数字电视、电视短信、可视电话、手机电视等业务。
无论形势发展到何种地步，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每一种传统传播的方式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戏剧上演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继续上演(哪怕是在文化政策保护之下)。影院电影只上演了一百年，决不会轻易就死掉。在整个电影的播放系统中“寥若晨星”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影院电影的确会越来越少，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想一想电影的“黄金时代”正是电影的视听质量都不怎么令人满意的时代，就会明白这一点。试图通过保证电影视听效果的高品质来振兴或恢复“影院电影时代”的昔日辉煌(将近年300亿人次的影院观影量)，看来是没有什指望了。或许“厅电影”会越来越多，就像城市里的超市一样星罗棋布。但相当数量的电影拍完之后很快或立即就成为“电视节目”的情况将成为一种常规状况。
特别是，当技术的发展到了能够在电视中(或电影厅的一个终端中)真正点播电影(当然也会包括一切电视节目，在数字化的条件下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一想下述情况。目前国内的电视剧生产和创作形势仍然未明显减弱其繁荣景象。这种情况表明，对电视剧的观看，已经成为相当多的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拿吃饭做比较的话，我们可以说观赏电视剧已经成了人们的精神食量的“正餐”。在新的情况下把看电影(不论以何种方式看)当成人们日常精神生活中的正餐或主要零食并不是一种奢望。正在拟议中的收费电视频道的启动，电影难道不是被作为这些频道资源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吗？
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态势的这种设想，将会提出一系列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需要依次解决的既有关于技术方面的，也有关于制度法规方面的，更有理论研究与批评方面的。例如，建立不同级别的节目源站点，进行各种节目的大规模的收集、分类、整理和数字化。其中包括传输方面的建设，目的是便于检索、搜索和点播。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收费定量(实际上是计费)问题、电影界定的再确认及科学分类问题都会顺理成章地提出来。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有利于中国电影健康发展的电影、电视法律法规体系也会成为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反对收费的观点将会被证明是非常短视的，而采用收费就一定要研究科学的计费办法。
按照设想，今后的电影(特别是电影在被数字化以后)可能会被分成三个大的类别，叙事片算一大类，资料片算一大类，还有一类就是论述片。把documentary由原来的纪录片改译成资料片，翻译成文献片也无妨，只是一定不要翻再译成纪录片了。认为，不管是谁，把documentary译成纪录片，都是一个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的历史性错误(哪怕是有历史原因的)。误译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造成如此严重影响的例子并不多见。在新的理解之下，电视剧和电视节目都只不过是电影的一种形态或一种类型而已。
电视剧和电影一样，作品的形态和特征都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现存条件密切相关。虽然这一观念已基本上被国内外的学术界所认同，但真要具体地指出一部作品的哪些特点与政治相关，哪些特点与经济相关，哪些特点与文化相关，哪些特点与技术相关，又并非易事。甚至应该说是一个难度较高的问题。因为，这些特点并不是现成地或明显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等待着我们去挑拣和拾取。所以，这种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相当缺乏的。我们知道，与理论相比，批评更侧重于对具体作品的特征描述、技巧分析和价值评估。但是，在准确的描述、分析和恰当的评估中，离开了对产生特征、技巧和价值的那些条件的关注和考虑，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们在观看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我们对片中人物的表现已经失去了耐心，但是我们仍然在关心着她或他的命运，是否继续观看，需要我们在“失去耐心”和“关心命运”这两者之间进行一定的权衡。当前者超过了后者，就是放弃继续观赏，当后者超过了前者，就是继续观赏。但来浏览技术的条件下，这种权衡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观众可随意地放弃中间阶段的观赏，而只是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或有关的段落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艺术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它过去曾经有过但已几乎丧失殆尽的尊严。黑格尔等人关于艺术的并不乐观的设想也将变得根据不足了。影视作品的数字化保存技术，及在大范围内可以流通和检索的技术(包括作品的语言的语种可随意选择)，将有可能使得人们对于“艺匠”作品的需求几乎降至最低。相反，对于真正艺术作品的需求会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理论的贬值也将成为过去，恢复其崇高的威望。电影教育在整个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也将会获得其应有的位置。电影这种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在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化形态，作为二十世纪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应该在全民教育中获得应有的和合理的位置。从而确保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影视文化是其主体)在全民教育的内容配置方面，保持一种均衡的发展态势和合理的格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电影教育才刚刚处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让电影成为“教科书”，既不是对中国电影的诅咒，也不是中国电影人的梦魇。而发展中国电影教育的双重后果必然是，为中国电影培育出一大批高质量、高品位电影需求者，进而为中国电影培养出一代新的创作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Ⅱ 中国电影发展的趋势
中国电影应该说在2003年以后前所未有的当做一个娱乐产业来对待，在过去我们一致认为电影基本上还是一个宣传产品，但是到2003年以后从政策上有一个最大的调整，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认为电影是一个产业，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从国家政策的趋势上来讲有了几个非常显着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行业的开放，大家最近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政策和规定，这个开放的基本顺序是这样：先开放影院、然后是制度，最后是发行。
这个顺序最主要的一方面是保护电影民族工业，另外一方面不想看国外的电影集团过早的控制电影链条，其实发行几乎是所有的媒介集团控制产业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其实真正能够控制一个产业的很可能是发行环境，我们去研究过八大公司主要就是对发行环节的控制，所以我们最后开放的是发行，第二就是从审查的角度来讲逐渐的放松，一方面是程序上的放松，比如说我们的分级制一直在研究中，尽管现在还没有推出，但只是时间的问题，不管用什么样的词汇，但是分级已经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是我们给成年人看的这部分内容很可能产生社会强烈的反向，还有就是政策上的趋势，我们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在生产制作方面今年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电影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今年电影有可能达到200位，将达到世界电影产量的前三位，很可能是第二位，但是这200部很难说在影院里放映多少部，但是从产量上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制作的商业电影成为主流，我们知道今年的电影状况《手机》《2046》等等这样一批投资大制作的成为中国电影的真正市场主流。另外还有一个趋势的变化就是电影投资的多元化，各种资本进入中国电影以后，对中国电影整个制作经营都会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这些资本在进行重新组合，每种组合都可能会产生一种不同的作品形态和针对不同的作品市场；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电影的投资重量在增加，特别是一些大制作的投资，应该说在中国已经创作了投资记录，这个投资的增加其实很难程度上说明了电影回收能力的增加，这个回收能力不仅是影院的回收能力，很可能是远远超越影院之外的回收能力。下面就是国营电影制作机构的势力在逐渐增加收入分化，过去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老厂，他们目前已经退出了主力军的地位，那么上海电影集团还在生产的第一线，绝大多数国有电影制片厂已经退出了生产的第一前线。当然中影集团成为国营机构的一个主力，前天刚刚看到中影集团先后和索尼和时代华纳成立了两个合作制作公司，那么表明了中影集团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进行自己新的资源整合。
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海外电影的这方面，应该说未来可能会有比较开阔的前景。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民营电影制片厂的发展，像一些比较大型的民营社会公司都在进行横向和纵向整合，这个整合已经完全在模仿国外的整合方式了，将来这些社会企业或者民营企业未来的成长，可以说在未来五年之内肯定会成为中国电影的真正主力，而且我们可以讲现在进入电影市场票房前十名的电影绝大多数但是都是由这些民营或者社会公司生产的，或者绝大多数都是他们生产的。电影发行的趋势，目前中国进口电影的权是由中国电影公司规定，但是国产电影是交由各种社会公司来经营，但是从这两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民营公司控制着国产电影的主要发行权，而且发行最好的影片都几乎是由民营或者是社会发行公司来发行的，我刚才提到一个概念：未来发行会控制一个产业。发行权利的扩张对中国电影未来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讲民营发行公司充当了国产影片的发行主力，这个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营销意识的普遍提高，现在我们电影从制作时代走进了一个营销时代，去年在营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花招尽出，尤其是《十面埋伏》，在中国创造的一亿五千万的票房。还有一个值得谈到的就是大电影产业的形成，之所以叫大电影产业这个核心的概念就是电影是整个媒介行业的内容核心，整个媒介行业不管是明星也罢，电视也罢，所有的行业内容核心产业是电影。所以电影是推动整个媒介的特别是娱乐媒介发展的最核心的，尽管影院不是获得利益的唯一途径，但是影院作为一个发射平台时，我们的媒介由于得到电影的推动，得到更多观众的形态，这一点大家以后会理解到的，包括这两年的影像版权交易所获得的利益都有了一个新的高度。从电影发行的趋势来讲，我们今年的电影票房有了明显的攀升，而且在非影院之外的收入也有明显的增加，这些数字都可以从各种地方得到。而且我们想国产电影在整个电影票房排行前十名中，还有四五部电影占到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200部电影中可能有十部电影的票房超过500万以上，剩下的票房或者等等零，或者怎么样。最近这两年各大电影院的建设非常火热，这一方面影院很开放，另一方面影院是最有利看到的地方。
第一中国电影从整体的电影市场来讲严重不足，十亿人民币的票房相当于美国电影的六分之一，这点来讲是差距甚远，而且200部电影几乎有五分之三的电影是进不了电影院，要按照市场的规划有序操作的电影很少，大部分都在没有票房的怪圈里面徘徊，电影的多样化生产还不够，中国电影观众的人数太少，我们每五年看一场电影，而美国人每年看六场电影，这种观众不平衡，造成中国人都只看盗版，不看电影，电影的法规问题非常非常多，随着付费电视的出现，我想中国电影大产业的概念即将形成，而政府有关部门和电影创作人员对电影产业、产品的重新认识，电影一定能找到和电视差异化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从经营模式或者说从产品内容、市场针对性里讲都是在和电视差异化的竞争，一定要和电视的内容、形态形成非常明显的差异，电影产业必须要找到差异性，才可能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所以如果中国电影的平均观众人次能够达到一次一年，我们的盈利概率会超过60％以上，中国电影才会真正有希望，中国电影才会进入一个我们一直在呼吁的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Ⅲ 比亚迪组织变革举例
摘要 越来越多的大中型知识密集型企业都在寻找内部组织的转型之路。
Ⅳ 中国电影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
中国电影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过度娱乐化、过度商业化、过度产业化，导致“配方式生产”代替了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艺术创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蕴与文化担当，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国产电影的艺术品质、艺术质量，降低国产电影的认同度和美誉度众所周知，2013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在高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新的突破：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超过了62%，创下了近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同时，上半年票房过亿的28部影片中，国产影片占据了其中的16席。从整体上看，中国电影至少从市场层面而言处在良性进步和发展之中，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格局在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市场的繁荣、票房以及观影人次的大幅度增长都是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实绩的标志。但是，中国电影一些深层次结构和矛盾、深层次观念及评价体系和标准等诸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体制改革推进的难点与市场发展状态的矛盾、制片产权与盗版泛滥的矛盾、进口片与国产片争夺市场的矛盾、影片传统模式与网络传播的矛盾、院线与影院之间的矛盾、片商与导演的矛盾、制片方与编剧的矛盾等不时凸显，并且呈现出了某种“乱象”。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电影人在国内电影市场火热的背景下片面、盲目、过度追求高票房和商业利润，用“逐利时代”来形容中国电影目前的状态绝不是无的放矢。过度娱乐化、过度商业化、过度产业化，导致“配方式生产”代替了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艺术创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蕴与文化担当，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国产电影的艺术品质、艺术质量，降低了国产电影的认同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电影人对于好莱坞电影给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市场带来的持续性的威胁缺乏清醒认识，对当下中国电影在工业、产业层面与好莱坞电影相比存在的多方面的“短板”缺乏理性反思。有的甚至盲目沉浸在市场层面取得的对好莱坞电影暂时性的“优势”中，毫无理性地预言数年后中国将会超过好莱坞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但事实上，中国电影产业依然处于电影产业化初级阶段，很多基础性电影工业机制、电影产业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行业规范、产业规范也没有有效形成并且被大家遵循，市场效应尤其是社会效应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果我们不能全面、客观、科学地分析和认识中国电影产业深层次的矛盾，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可能会遭遇瓶颈，甚至出现混乱和危机。好莱坞不仅仅卖电影产品，而且卖电影产品的标准，它的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趋势深度地影响了中国的年轻观众群体。中国电影要在竞争中获得地位，要依靠差异化策略，还必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电影“概念”好莱坞借助强大的电影工业基础、迅猛发展的高科技优势、强大的资本实力及完善的资本运作体系，大幅度提高了现代电影生产的门槛。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可能有电影艺术，甚至可以有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但是，却很难形成独立、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电影产业体系，其民族电影也就无法有效、可持续地支撑自身的电影市场。更重要的是，好莱坞不仅仅卖电影产品，而且在卖电影产品的标准。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年轻观众自觉不自觉地以美国电影为参照系，甚至干脆以美国电影为标准来看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产业。从美国最近几年电影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以《钢铁侠》、《变形金刚》等为代表的电影越来越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尽管这种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降低了美国电影的叙事指标、人文表达，但如果单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其传播影响力的折扣越来越小，传播空间越来越大。马克思这样表述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近期一些高票房的中国电影，也是由于年轻观众群体越来越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消费主体，他们的口味及其选择无疑也反过来影响、制约中国电影。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必须从各方面提高国产电影的专业水准和标准，满足年轻观众对电影视听、电影消费的要求，最大化地争取未来观众。我认为，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忽视故事的讲述、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人性层面的挖掘和表达，其忽视的层面正是国产电影生长的空间和机会。事实上，当下中国电影在与好莱坞影片的较量中，主要依靠的还是差异化路线，凭借与好莱坞大工业规格、高科技水准不一样“概念”的生活片、青春片，凭借“接地气”的策略，在本土市场形成了自身的相对优势。差异化无疑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但完全依靠这种策略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也不能成为战略。我们必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电影“概念”，同时体现文化创造力，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文表达、独特的美学气质和精神。总之，中国电影要真正与好莱坞形成抗衡，必须实现全面的、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在创意系统、工业规格、产业标准及规模上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市场竞争将会是一场长期的经济战争、文化战争，打不赢经济战争，也就不可能赢得文化战争。面对着更加开放的国内电影市场，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各种相应的准备，否则将会陷入长久的被动。这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利润分配不合理、同质化竞争和无谓的内耗等，减缓了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国电影要实现现代化转型，需要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的建设中国电影要实现全面的、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就必须全面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建设。就电影生产体系而言，中国电影虽然“不差钱”，每年生产影片数量众多，但国际化、高科技化尤其是专业化水平不能令人满意。从生产主体而言，必须尽快摆脱“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形成具有行业标准的话语权、控制力，同时又有跨界影响力、传播力的企业集团。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的背景下，中国电影要借鉴“好莱坞”为代表的国际电影业的先进经验和经营模式，如“制片人中心制”、“完片担保制度”、电影“权益共享”融资模式等，促使中国电影逐步摆脱“作坊式”的运作模式，走向现代化大生产，从而促进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实现质量型、集约式增长。在美国，制片方分成53%，而在国内现行分账比例中，制作方分成只有43%，利润向院线和影院倾斜，呈现“一边倒”现象，严重制约了电影制片方的积极性，不符合现代电影生产的基本规则。发行和影院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电影传播体系的建设扩大利润空间和渠道，而不仅仅单纯依靠分账制度挤压制片方的利润空间，从而为中国电影的内容制造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最终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与国内市场主要靠票房盈利不同的是，在好莱坞，票房只占整体收入的20%到25%，其余收入均来自不同种类的版权和衍生品领域。中国电影要想创新盈利模式、完善电影产业链，必须推进电影传播体系建设，其重点包括家庭娱乐市场、网络手机播映市场，要在衍生品领域发展授权业务等。随着电影数量日益增加及竞争白热化，建立科学有序的电影档期协调机制，推进特色化、差异化的院线建设，已成为中国电影发行的当务之急。由于没有建立科学有序的电影档期协调机制，中国电影无谓的“内耗”令人痛心，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而由于没有特色化、差异化的院线，使得一大批有特色、有思想、有情怀的中小成本电影得不到更大层面观众的接受，得不到媒体的更多关注和报道，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社会整体上对中国电影的误读、误判、误评。坏口碑“成就”一部电影的高票房令人纠结、令人心痛，也令全社会质疑电影人的社会责任，质疑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道德底线。对于一部电影的评价，有的人从导向角度入手，有的人从市场角度出发，有的人从技术质量方面考虑，有的人从社会娱乐角度衡量，应当说也是正常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与电影产业化、电影全球化相适应的电影评价体系和标准，建立不同类型电影的科学评价体系和标准，对不同类型、不同品种的电影做出合理的、恰当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和阐释，尽可能地避免误读、误评乃至误判。现代电影生产体系与现代电影传播体系、现代电影评价体系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三个体系建设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相互交融。中国电影只有全面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建设，才能有效实现现代化转型，实现产业整体上的升级换代，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电影、现代电影产业体系，也才能真正做大做强。(饶曙光)
Ⅳ 中国电影现状和未来
借助于开放改革的历史潮流，中国电影从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力有所提高，市场稳步扩展，国产影片的产品竞争力逐渐增强，电影业似乎正面临一个步出困境、再度振兴的契机。同时，国产电影的数量和质量与电影市场要求仍然不相适应，电影市场现状与电影市场潜力之间还存在明显差距，进口影片与国产影片、市场“大片”与普通国产影片的市场份额、票房份额的严重失衡，大城市市场与中小城市和农村电影市场的巨大消费对比，特别是发行业、放映业与制片业利益冲突的激化，则说明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发展和调整时期，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一历史机遇 1979年，中国电影曾经创造293．1亿的观众人次纪录，这一数字意味着当时10亿中国人人均年观影次数近30次。但80年代后，中国电影的观众人次却连年减少，尽管这期间仍然有一些国产影片的观众人次过亿，但从总体上来说，除了产量还基本维持以外，电影的观众人次、放映场次、票房收入和发行收入以及银幕数量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一下降趋势直到1995年才开始出现明显缓解。1993年至1994年的电影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后，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国际性话题重新将观众从对电视的关注中引向了电影，引进国外10部大片刺激了多年疲软的电影市场，以及都市消费社会创造了越来越高的文化消费欲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这一年成为了中国电影业期待已久的一个历史性转机，但电影事业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处在生长和发展时期。 1．发展中的电影生产 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电影平均年产量基本处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电影产量的前5名之列。从90年到97年，中国电影总产量为1，079部，平均年产量约为135部。其中92年产量最多，从96年开始明显减少，97年产量最低，比平均年产量低约35％，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一个低产年。 电影减产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产量从总体上来说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电影产量如此明显地减少恰恰出现在电影票房收入大幅度上升的时期，同时中国的电影市场对影片量的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因此97年的电影大幅度减产仍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美国近年电影平均年产量约在350—400部左右、印度为450部左右、香港为150部左右、法国为100部左右、巴西为60部左右、英国为40部左右、台湾为20—30部左右、墨西哥为10部左右。从绝对数量来看，中国大陆电影90年代平均年产量135部，可以说是电影生产的大国之一，电影年产量约为世界投入商业发行的电影产量的1/30。 从投资规模来看，近年来中国电影的投资规模也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每年都有几部投资超过1，000万元的大制作影片，如《鸦片战争》已经创造了单片投资近亿元的纪录。 在世界范围内，为了与电视竞争，为了提高电影的艺术和技术质量，也为了增加电影的市场占有率，电影的投资成本越来越高。1996年美国电影的平均成本为每部3，980万美元，1997年为5，340万美元，增长34％。1997年影片平均发行宣传费用为2，220万美元，每部电影实际成本高达7，560万美元。(注1)近年中国电影生产的平均投资规模尽管不到美国电影的1％，但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80年平均投资40万，1992年为150万，1997年则在300万以上，年增长幅度为10％以上。预计1998年电影的投资规模还会有所扩大，平均成本约在350万元人民币左右(注2)。这一投资规模已经接近了1997年香港普通影片300万—500万的投资规模。电影投资的增加，为提高电影的创作、制作水平和艺术、技术质量提供了经济前提。 2．复苏中的电影市场 尽管80年代世界电影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市场危机，但从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电影的票房收入却有增有减，香港从95年的13．39亿港币的票房收入，到96年减少到12．22亿，97年则减少为11．90亿，递减8．7％、2．5％，而美国电影国内外票房收入却在逐年上升，国内收入从96年的50亿美元到97年超过了60亿，创造了历史新纪录。 从1995年开始，中国电影观众人次也开始缓慢回升，电影的票房收入则增长迅猛。1995年，全国票房增长幅度平均达到15％，上海则达到40％，北京更是达到80％，而且还保持了三年的持续增长（1995年9267万；1996年1．1亿；1997年1．2亿）。 随着电影市场的升温，电影消费者的数量和消费水平也在提高。1995年，上海和北京都从1979年以后首次出现了观众人次上升的趋势。据1997年6月《中国电影杂志社》、北京市电影公司等机构所进行的“北京电影市场消费调查”所统计，在观看电影的观众中有46．42％的观众平均每月都看一次电影以上，这说明电影的消费市场正在扩展。(注3) 此外，中国电影也开始面向国际市场。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中国电影公司共向国外电影市场输出国产影片126部次，销售总额达3，816．5万元，比1996年增长了300％(注4)。这表明，中国电影在寻求海外市场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3．变革中的电影体制 90年代中国电影体制的改革一直是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下曲折地展开的。电影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制片业的改革。首先，增扩了电影制作机构。电影制作机构原来只有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后来南京、天津、山西、江西、黑龙江等都成立了电影制片厂。再后来，万科、大洋等民营企业也开始电影制作。1995年一半以上的国产影片是由民营企业投资生产的。这一改革，使电影的生产规模扩大，也为电影生产引进了竞争机制。其次，电影的出品权逐渐扩大。原来只有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拥有电影出品权，1995年广电部电影局批准了其他国营电影制片厂的出品权，同时因为放松了生产指标的控制，许多民营企业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得电影出品权。广电部电影局1997年12月24日还发布了《关于试行“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的通知》，规定在中国大陆的国有省级以上和具备相应条件的地市级电影单位、电视台、电视剧制作单位，均可以国家倡导的、思想性艺术性较佳的电影文学剧本向广电部电影局申请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这些措施，进一步放开了对制片行业的垄断，使制片业向市场化方向跨进了有限的一步。 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第二条战线是发行体制的改革。1993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实施细则》，1994年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一直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垄断经营的电影发行体制解体，各电影制片厂直接面对各个基层发行放映企业。电影的发行渠道更加灵活多样。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制作、发行、放映业的积极性，制片人制、地区版权制、分帐发行制、招标放映、院线放映等各种制作、发行和放映方式都陆续出现，这对扩展电影的消费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内容提要9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出现了一次历史转机：电影市场复苏，国产电影呈现出重新振兴的迹象。但事实上现实困境仍然束缚着中国电影的发展：国产影片面临着“信誉危机”，电影市场份额比例失调，制片、发行和放映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电影市场片源不足，市场潜力没有充分发掘。中国电影亟待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转化管理机制，提高影片质量，以创造民族电影工业的灿烂前景。 关键词电影体制市场份额信誉危机后电影市场 作者简介尹鸿，1961年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唐科，1972年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博士生。 借助于开放改革的历史潮流，中国电影从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力有所提高，市场稳步扩展，国产影片的产品竞争力逐渐增强，电影业似乎正面临一个步出困境、再度振兴的契机。同时，国产电影的数量和质量与电影市场要求仍然不相适应，电影市场现状与电影市场潜力之间还存在明显差距，进口影片与国产影片、市场“大片”与普通国产影片的市场份额、票房份额的严重失衡，大城市市场与中小城市和农村电影市场的巨大消费对比，特别是发行业、放映业与制片业利益冲突的激化，则说明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发展和调整时期，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一历史机遇 1979年，中国电影曾经创造293．1亿的观众人次纪录，这一数字意味着当时10亿中国人人均年观影次数近30次。但80年代后，中国电影的观众人次却连年减少，尽管这期间仍然有一些国产影片的观众人次过亿，但从总体上来说，除了产量还基本维持以外，电影的观众人次、放映场次、票房收入和发行收入以及银幕数量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一下降趋势直到1995年才开始出现明显缓解。1993年至1994年的电影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后，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国际性话题重新将观众从对电视的关注中引向了电影，引进国外10部大片刺激了多年疲软的电影市场，以及都市消费社会创造了越来越高的文化消费欲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这一年成为了中国电影业期待已久的一个历史性转机，但电影事业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处在生长和发展时期。 1．发展中的电影生产 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电影平均年产量基本处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电影产量的前5名之列。从90年到97年，中国电影总产量为1，079部，平均年产量约为135部。其中92年产量最多，从96年开始明显减少，97年产量最低，比平均年产量低约35％，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一个低产年。 电影减产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产量从总体上来说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电影产量如此明显地减少恰恰出现在电影票房收入大幅度上升的时期，同时中国的电影市场对影片量的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因此97年的电影大幅度减产仍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美国近年电影平均年产量约在350—400部左右、印度为450部左右、香港为150部左右、法国为100部左右、巴西为60部左右、英国为40部左右、台湾为20—30部左右、墨西哥为10部左右。从绝对数量来看，中国大陆电影90年代平均年产量135部，可以说是电影生产的大国之一，电影年产量约为世界投入商业发行的电影产量的1/30。 从投资规模来看，近年来中国电影的投资规模也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每年都有几部投资超过1，000万元的大制作影片，如《鸦片战争》已经创造了单片投资近亿元的纪录。 在世界范围内，为了与电视竞争，为了提高电影的艺术和技术质量，也为了增加电影的市场占有率，电影的投资成本越来越高。1996年美国电影的平均成本为每部3，980万美元，1997年为5，340万美元，增长34％。1997年影片平均发行宣传费用为2，220万美元，每部电影实际成本高达7，560万美元。(注1)近年中国电影生产的平均投资规模尽管不到美国电影的1％，但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80年平均投资40万，1992年为150万，1997年则在300万以上，年增长幅度为10％以上。预计1998年电影的投资规模还会有所扩大，平均成本约在350万元人民币左右(注2)。这一投资规模已经接近了1997年香港普通影片300万—500万的投资规模。电影投资的增加，为提高电影的创作、制作水平和艺术、技术质量提供了经济前提。 2．复苏中的电影市场 尽管80年代世界电影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市场危机，但从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电影的票房收入却有增有减，香港从95年的13．39亿港币的票房收入，到96年减少到12．22亿，97年则减少为11．90亿，递减8．7％、2．5％，而美国电影国内外票房收入却在逐年上升，国内收入从96年的50亿美元到97年超过了60亿，创造了历史新纪录。 从1995年开始，中国电影观众人次也开始缓慢回升，电影的票房收入则增长迅猛。1995年，全国票房增长幅度平均达到15％，上海则达到40％，北京更是达到80％，而且还保持了三年的持续增长（1995年9267万；1996年1．1亿；1997年1．2亿）。 随着电影市场的升温，电影消费者的数量和消费水平也在提高。1995年，上海和北京都从1979年以后首次出现了观众人次上升的趋势。据1997年6月《中国电影杂志社》、北京市电影公司等机构所进行的“北京电影市场消费调查”所统计，在观看电影的观众中有46．42％的观众平均每月都看一次电影以上，这说明电影的消费市场正在扩展。(注3) 此外，中国电影也开始面向国际市场。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中国电影公司共向国外电影市场输出国产影片126部次，销售总额达3，816．5万元，比1996年增长了300％(注4)。这表明，中国电影在寻求海外市场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3．变革中的电影体制 90年代中国电影体制的改革一直是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下曲折地展开的。电影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制片业的改革。首先，增扩了电影制作机构。电影制作机构原来只有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后来南京、天津、山西、江西、黑龙江等都成立了电影制片厂。再后来，万科、大洋等民营企业也开始电影制作。1995年一半以上的国产影片是由民营企业投资生产的。这一改革，使电影的生产规模扩大，也为电影生产引进了竞争机制。其次，电影的出品权逐渐扩大。原来只有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拥有电影出品权，1995年广电部电影局批准了其他国营电影制片厂的出品权，同时因为放松了生产指标的控制，许多民营企业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得电影出品权。广电部电影局1997年12月24日还发布了《关于试行“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的通知》，规定在中国大陆的国有省级以上和具备相应条件的地市级电影单位、电视台、电视剧制作单位，均可以国家倡导的、思想性艺术性较佳的电影文学剧本向广电部电影局申请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这些措施，进一步放开了对制片行业的垄断，使制片业向市场化方向跨进了有限的一步。 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第二条战线是发行体制的改革。1993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实施细则》，1994年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一直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垄断经营的电影发行体制解体，各电影制片厂直接面对各个基层发行放映企业。电影的发行渠道更加灵活多样。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制作、发行、放映业的积极性，制片人制、地区版权制、分帐发行制、招标放映、院线放映等各种制作、发行和放映方式都陆续出现，这对扩展电影的消费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4．生长中的国产电影市场竞争力 美国电影一直疯狂地占领和吞食着世界电影市场。除了香港、印度等少数例外，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美国电影都超过了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既包括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包括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一直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和保护本土电影和民族电影的发展。如巴西政府就明确规定了每一年全国的电影放映单位放映国产影片的时间；中国也由原广电部作出了国产电影必须保证占有2／3的放映场次的明确规定。但另一方面，文化保护政策并不能真正保护国产电影的发展，提高国产电影本身的市场竞争力才是民族电影发展的根本出路。 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越来越重视本土电影的市场竞争力，一些本土电影在本土市场上已经可以与美国电影抗衡，使国产电影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如香港曾经连续多年本土电影的票房收入、观众人次等都超过了外来电影；日本1997年票房纪录前10位的影片中也有3部本土电影，其中《幽灵公主》还以100亿日元的票房高居榜首(注5)。波兰1997年国产影片《兇手》的票房收入达到了1340万兹罗提（约合380万美元），超过了美国影片《空中大掼篮》860万兹罗提（合240万美元）的票房纪录(注6)。而近年来在中国大陆，面对进口外国“大片”的挑战，电影制作和发行者充分利用了各种机遇，使国产影片的生产和发行也取得了突破，从1995年到1997年，进口影片包括分帐进口影片的排片、市场份额逐渐受到了平抑，各地都有国产影片突破进口大片的票房纪录的现象。 电影生产的发展、电影市场的复苏，电影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产电影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可以说都意味着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正面临一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转折时期。 二现实困境 中国电影面对机会，同时也面对困境、面对挑战、面对危机。与处在转型期的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息息相关，由于电影体制改革仍然还没有到位，计划经济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行业后遗症，从电影业的各级管理层到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层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观念和操作方式的误区，整个电影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也还有待提高，整个社会的电影消费水平受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制约也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一切都是中国电影业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 1．影片数量短缺 按照经营经验，电影院需要250—350部电影供应才能正常运转，而按照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管理条例规定，国产影片必须占2／3放映时间，这就意味着除了80—120部进口影片以外，至少需要160—230部国产影片提供给市场。而这些影片中应该有1／2的影片（80—115部）是市场效果较好，1/3（50—80部）的影片是高效益的，正如电影发行人员所意识到的那样，“片源供给是否充足，国产片中是否有可以支撑市场的‘拳头’作品，是目前国产片市场经营能否保证良性循环的首要前提。也唯有有良好的片源保障，2／3时间放映国产影片才可能落到实处，显示出实际的效果。”(注7) 近年来，每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新片投放量（国产片和进口片）大约维持在150至200部之间。如北京95年投放市场新片共197部，其中大片9部，普通进口影片44部，国产新片144部，此外还有复映片72部。而1997年，全年投放市场的影片有大幅度下降，国产电影为120部左右，其中不少都是往年的积压影片。进口电影30部左右，共150部。市场差额越来越大。一方面限制进口影片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国产影片的产量又明显不足，特别是已有的大多数国产影片根本无法占有市场份额，这对97年的电影市场带来了明显的消极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口片不是挤占而是填补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真空。电影产量的不足，将导致电影市场的萎缩、观众流失，使其他音像媒介抢占电影的生存空间，同时也会使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地被外来影片所代替。 导致电影生产量短缺的最主要的原因一是电影市场机制不健全，制片方的利益回报率太低、投资风险太高，影响了电影的生产规模。二是电影管理制度还不够合理，规划、审查的尺度与电影本身的特点不完全吻合，特别是制度性和操作性不够带来了某种生产的不可预见性，使电影创作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三是过多的非市场因素使电影生产和电影市场的正常秩序受到干扰，也对电影生产产生了某些误导作用。 2．制片、发行、放映业的矛盾激化 和整个中国的改革形势相仿，中国电影的体制改革也已经进入到了攻关阶段，进入到了要影响到原有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格局的关键时期，因而，近年来，电影制片、发行、放映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正如广电部电影局一位主管人士所认为，“有人说中国电影企业是整个中国企业界改革最早的行列，但是，改革的进程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电影发展的需要。”(注8)中国电影发展面临“电影体制不顺、机制待立、中介梗阻、节目短缺、资金困难、捐税过重、不平等竞争”等问题(注9)。 而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之一，就是电影市场的无序和杂乱。中国的电影行业虽然一直以影片发行为纽带贯穿全行业，但由于各级发行公司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置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分别属于各级政府管辖，形成了不同的隶属关系和利益机制。企业和区域的自我保护阻碍了电影市场机制的建立。市、县电影行业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状已经严重制约了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电影经济的增长。改革现行经营格局和经济体制迫在眉睫。93年以来广电部一直推动“放开发行”、打破区域垄断，但收效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只打破了单一企业的垄断，并没有打破区域经营的垄断。市场依然条块分割、块块垄断、没有竞争、分配不公。电影市场的无序不仅造成了发行和放映业的冲突，而且更是严重地影响到制片业的利益。在整个影片业中制片一方得到的利润过少。70％影片的制作方亏损。据有关人士估计，国产影片投资总回报率还不到50％(注10)。 目前，美国制片与放映的票房分成比例为48∶52左右，其中发行费用占去制片费用的10—12％，制片方得到的票房收入为35％。目前中国电影公司的大片引进即参照这一比例。而国产片通常的分帐比例是制片、发行、放映分别占票房的35％、17％、48％。但制片方却要负担相当部分的拷贝费和宣传费，而发行方的发行成本和风险系数与其利益所得相比却并不相称。此外，加上各种市场统计数字的弄虚作假，更使得制片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制片、发行、放映业矛盾的加剧，一方面伤害了电影生产的积极性，使电影的产量和质量都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伤害了电影的市场效果，电影片源严重缺乏，国产片的发行放映都面临重重阻力。其结果必然是恶性循环，生产、发行、放映三个环节不是形成一种发展的合力，而是相互制约、相互抵消。因此，加速整个电影业的市场经济转轨、重组利益集团、打破市场垄断、规范电影市场、加强电影经济的法规建设和执行力度是解决电影业内部困境的出路。 3．市场潜力没有充分发掘 如果将中国的电影产量和电影票房收入与中国的人口相比的话，中国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电影小国。尽管中国的电影产量约为世界电影产量的1／30，但中国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1/4。尽管95年以后，中国电影的市场状况有所回升，但全国票房收入估计还不到40亿，观众人次没有明显的增加。而1997年，除北京等极少数地区的票房保持上升或与96年持平以外，大部分地区的票房都下降了20％左右，而且，进口分帐美国影片的票房也在同时下降，这无疑是对中国电影市场敲响的警钟。(注11) 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无论是与中国的人口数量相比，还是与美国等国家的电影票房收入相比，都还有很大的距离。1997年，《鸦片战争》全国票房收入为8，000万，是国产影片中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之一，而美国97年票房收入排在第20名的影片其国内收入已经为2，400万美元，接近2亿人民币，是《鸦片战争》的2倍以上。美国《泰坦尼克号》全美票房收入超过4亿美元，合35亿人民币，更是《鸦片战争》的44倍。1997年，美国共发行395部影片，观众人次达14亿，国内票房的总收入超过了60亿美元(注12)，是中国全国电影票房的数十倍。这样大的差距，说明中国电影市场还有着巨大的潜力，电影消费还有广阔的市场。 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以分帐进口影片的市场份额占有率为例，仅仅上海就占全国分帐影片市场份额的16％，北京和浙江各占14％，三个城市竟然占有份额的44％。全国几十个省、上千个大中城市和广大的小城市、农村才占有全国市场的56％(注13)。这说明，在大城市电影的消费市场还处在培育阶段，而在广大的中小城市，电影文化的普及还远远不足，大众的电影消费需求没有被充分调动，而农村电影市场目前基本处在未开放的萧条状态。
未完，请参考http://lw23.com/paper_37085161/
Ⅵ 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
（1）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电影的管理体制，建立起了一个从管理到生产、经营的完整配套的新中国电影事业体制。
1953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国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电影管理计划。其中，对制片厂实行行政指令性管理，建立了摄制工作制度和制片主任制度及制片生产的各项规定。在发行方面，把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改组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将各大区公司建制为各省、市发行机构，并建立完善了发行放映经营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在电影局设立了电影放映管理处，各省、市、自治区文化管理部门亦成立相应的各级机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加强放映工作的统一管理。这一整套设施的建立，都是以行政化机制为依据和功能目标的，而市场效应和市场运转则作为辅助的手段，因此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电影发行体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完善起来的电影产业结构体制，以它特有的规律运转，除了1958年和1976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生过几次动荡外，30年来，其基本架构和内部经济关系未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同其他行业一样，电影业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统一由国家预算拨款和专项拨款维持其建设、生产和流通。制片方面，制片厂根据上级对数量及题材的严格计划接受影片拍摄任务。发行方面，作为全国发行放映总代理的中影公司负责收购影片，之后通过等级分明的各个发行放映公司以业务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从省、市、县往放映单位发放拷贝。
（2）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后，电影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几次改革浪潮。1979年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调整了发行收入分成比例，增加了用于发行放映事业的生产基金。1980年，文化部又以1588号文件的形式规定，中影公司根据发行需要所印制的拷贝量按一定单价与制片厂结算，使制片厂产量增加，利润上升。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成立中国电影总公司的体制改革方案。1985年1月，电影局在广州召开电影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和扩大制片业与发行业经营自主权的精神。同年，同意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的票价实行浮动，以缓和电影收入的下降趋势，电影的价格体制在经历了35年之后（始终维持在50年代的0.20-0.35元之间），终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出现了初步的松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进展，录像业、歌厅和综合文化娱乐业开始兴盛，电视日渐普及，使电影观众出现了明显的分流。1984年仅一年时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迫于市场压力，电影制片迅速走向娱乐化类型化。
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加强影视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是合并的初衷，但电影局合并到广电总局后，各地电影单位特别是省、市、县级发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门领导和管理，以至形成“上合下不合”的现象，对电影全行业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许多放映单位该营它业，反过来又影响到了电影制片企业的严重亏损。针对这种情形，1987年曾经提出了代理发行、一次性卖断和按比例分成等五种结算方式发行影片，但1989年又很快倒退回来，顽强地按拷贝结算的方式。
（3）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
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广电字（3）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为标志。自此，40多年的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但是问题紧接而来，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发行行业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经过发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级公司的“江苏突破”、“山东突破”后，制片厂、中影公司与省级公司在发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号）。这个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明确影片（着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影片。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场多主体的形成。
1995年1月，随着当时广电部《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1995]001号）的出台，昭示着制片行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改革终于迈开了小小的、但却极有意义的一步。根据文件规定，全国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不再仅仅是原来的16家制片厂，一大批一直未得承认的省级电影制片厂终于赢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权。很快，一方面省办厂的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山东厂、浙江厂、山西厂等分别投拍了《孔繁森》、《信访办主任》、《刘胡兰》等重点题材影片。但由于其他配套设施的缺乏，制片行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
由于市场上影片节目的严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须往前迈进一步。1997年，制片（出品权）进一步放开，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都均可“参与摄制电影片”。1995年的改革还仅仅是打破原16家制片厂的垄断，而1997年的改革则是完全取消了国有制片企业的垄断保护权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执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尝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实惠。因《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炮走红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得到了广电部电影局果断给予的极高奖赏——影片制作企业生产的出品权。
也是在1997年，单片发行权开始放开。《鸦片战争》以民间集资方式操作并以此成立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这一举动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发行上，电影局则对这家没有单独出品权的公司首次给予了影片单独发行权，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厂发行此片时一样的权利。同年，地处深圳的南国影联开始了从放映行业争取单片发行权的第一步。这家以放映为主的股份公司，于1997年10月以委托代理方式购买了合拍影片《联合出击》的国内版权。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革和产业化进程。其中重要一个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这进一步促使民营资本注入到电影制片业中来，从而为电影制片业带来新鲜血液。以往，民营机构拍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资格”，所以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使用厂标。近年来，广东巨星、华谊兄弟、北大华亿、中博时代、海润等一些民营影视制作机构迅速成长，它们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手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他们只能以影视界“游击队”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着民营机构无需再买厂标，可以独立投资拍摄电影。该措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律要求——此次形成的制片格局打破了旧有的国有制作机构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虽然现在这个多元悬殊还很大），将更具有竞争性，因为它们都将在市场规律下平等坐次，优胜劣汰。
发行放映业的机制改革同样激烈，主要体现在“院线制”的推广上。经过近半年时间的酝酿组建和紧锣密鼓的运作，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市）的30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其中，11条为跨省院线，19条为省内院线。同时，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两条院线的组建工作，而江苏和浙江则分别组建了3条院线。
院线制的生命力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7月中旬上映的分账大片《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仅10天，30条院线的票房就突破2000万元，院线制的威力可见一斑。上海联合院线成立伊始，一个接一个创造票房佳绩，远远超过院线制之前的票房指数。北京新影联院线成立以来也是捷报频传，市场走势强劲。重庆万和院线所属6家影院在经历了6月份市场严重下滑之后票房全面回升。院线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当属广大电影观众，电影公司引进分账大片的速度明显加快，《精灵鼠小弟2》几乎与国外同步上映，加盟温州雁荡院线的一家县城影院，已能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时上映分账大片，使小城镇的观众也能在第一时间欣赏到分账片，这在实行院线制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应该说，院线制是电影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电影发行放映与时俱进的必然。其深刻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电影市场环境，使中国电影市场打破行政分割与封闭状态，在国内地域间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扩大电影市场规模，促进电影资源的流动性，从而建立起良性运转的电影市场机制。不过，由于在院线制的推广上行政措施太多，组建的市场化因素过于弱小，组建时间仓促，目前院线之间实力、规模及运行机制相差较大，有的还不太正规，因此当前所建立起来的院线制仅仅是一个雏形，只能说它为过去的四级发行划了个句号，至于院线的发展壮大，尚任重道远。同样，院线制中影院所应该享受的自主权，诸如充分的选片权，以影院为主、发行公司指导为辅的票价定价策略，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改制后的影院位置依旧停留在“一头在市场，一头在国营”的状况中，还处于低级运行阶段。
同时，引进片的发行垄断陆续被打破。虽然引进片依然由国家统一进口，但是开始调整了进口影片的供片机制，实行影片进口与发行分离。中国电影集团在2002年5月宣布将美国影片《浩劫惊魂》的播映权出售给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所有的公司。这是该集团公司首次将电影发行权出让给带有外资色彩的非大陆中国公司，这在中国电影发行业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除中影集团原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外的另一家股份制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华夏电影发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两年时间的酝酿和筹备，于2003年6月19日正式宣布成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属于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6000万元，有19家企事业单位共同投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作为最大股东持有20%的股份，中影集团和上海电影集团各持11%，长春电影集团持10%，剩下的是国内电影系统有影响的制片厂和院线公司。这对进口片发行市场的多元化主体建设将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公司内部的多元化产权结构，也有利于公司的效率和良好监督机制的形成。
在农村，发行放映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日渐开放。最基层的农村放映单位或个人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权力。首先，1993年3号文件明确了县级公司购买农村16毫米拷贝的权力，并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该通过更新观念，转变机制来成为16毫米的经营主体，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此后，1995年8月，广电部颁发了《关于改进和家农村16毫米影片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即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米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这种新的运行机制，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调动了农村放映队的积极性，让所有的农村电影经营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激活市场。同时，打破人为的市场阻隔，放开区域限制，让16毫米拷贝自由流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价值。文件还明确要求今后每年定期举办16毫米影片全国性的交易会。同年11月在郑州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16毫米影片交易会。4天的交易会成交16毫米影片节目近400个，现货、期货拷贝达3500多个，成交金额为400余万元。交易会深受基层单位的欢迎，但是在执行474号文件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冲突，仍有一些地方阻止农村放映队购买影片和限制放映队活动区域。而后农村电影放映推行“2331”工程和“西新工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Ⅶ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运营
中影集团王梦甜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儿
Ⅷ 大陆电影公司发展前途怎样
中国电影出路
摘要:
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已经成为新的制高点，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规划也着重强调了振兴我国的文化产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要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而电影是最具有国际性文化产品，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电影“走出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面临着电影竞争力弱、缺乏品牌优势等问题。本文尝试在分析我国电影优势的基础上来探讨电影优势与出口竞争力反差的原因，并借鉴美国好莱坞全球化战略成功的经验，总结出要推动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出去”需要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文化产业，电影贸易，中国电影“走出去”
一、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其物质生活状态、变革理念、精神风貌的深刻反映。文化产品作为文化的外在表现形态，不但反映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水平，而且也是国家、民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历史演变轨迹和现状的外在展现，同时还是其综合国力、软实力及文化辐射力的真实体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繁荣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电影作为最国际化的媒介产业，进入国家发展战略层次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2009年7月22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规划特别提出促进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促进电影产业大发展、大繁荣。2011年3月16日公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首次大篇幅着力论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其重点在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十二五”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与重要任务。在这些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的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步伐，促进电影产业的走出去战略。
不容乐观，产量大，市场小。 商业片比重过大，新代导演底气不足，以老导演为主导，编剧粗糙，题材重复。 在欧美市场几乎没什么立足地，关键要靠人才选拔，出新人，新构思，新题材，极有特色又不失传统。人才很重要..
Ⅸ 关于中国影视未来发展和出路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本世纪头20年既是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广播影视发展非常难得、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时期。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广播影视正处于历史最好的发展机遇期。考察中国广播影视发展的背景，我想以下几个方面是不能忽视的。
一是经济体制变迁。中国已实现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各个领域的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性作用，这给广播影视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广播影视不能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必须适应新形势确立新的发展观念，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谋求新的更大的发展。
Ⅹ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战略方针
中影集团通过多种方式，广开融资渠道，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建立适应市场需求的运行机制，推进产业化发展、集约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断提高实力、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建设以影视产品生产经营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多种产业综合发展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资本、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具有国内一流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电影企业集团。 突出主业、做大做强，以影视制片、电影数字制作基地、发行放映、院线投资、电影进出口、电影频道等为支柱，全面带动洗印加工、电影器材营销、后电影开发、光盘生产、媒体运营、广告、物业管理和房地产开发等多种产业综合发展。
中影集团的成员单位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CCTV-6），是唯一的国家级专业电影频道，每天播出10部中外故事影片和各类动画片、纪录片、专题片。近年来，该频道承办了中国电影华表奖、金鸡百花电影节等大型电影庆典活动，并在奥斯卡金像奖等国际重大电影颁奖典礼当天做全程转播。 1999年，电影频道开始组织拍摄数字电影，用于电视播映，产量达每年110部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