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电影的形式主义
电影的形式主义理论曾在两个历史时期风行一时。第一次发生在1920到1935年间，学者们发现电影（尤其是无声电影）不仅是重要的社会学现象，还是一种崭新有力的艺术形式；第二波热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今仍在持续发展中，它受益于日益增长的电影学术热潮。
电影的形式主义关注构图、摄影、灯光、剪辑、音响、色彩和表演等的艺术处理方法，强调电影的“非自然”层面。形式主义过于集中在电影的技巧层面，建立视觉语言的语法，注重电影语言的可视性，而过多关注形式主义则会限制艺术家的创造力和电影本身的形式，偏向技术导向。
俄国形式主义运动（1918-1930）恰好是电影形式主义理论的黄金时段，为它提供了深厚的哲学背景，发展出一套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认为实践、理论、象征和审美是人类行为的四类功能。奉行形式主义的电影理论家认为，电影如果完全被用来重现现实，那么它就只起到象征作用，要使电影具有审美的作用，就必须使用特殊的方式（非自然的技巧）来处理现实。
形式主义者倾向于那些使用花哨技巧的作品，认为它们比那些不着痕迹的作品更有艺术价值。整体来说，形式主义还是更像某种特定艺术风格的理论，而非适应与评判所有艺术风格的哲学体系。现在，让我们看看形式主义阵营中最有趣也有价值的几位理论家和他们的观点。
于果·明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
1916年，于果·明斯特伯格撰写了《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他在电影美学和心理学两部分取得了非凡成就，后人尊他为现代心理学始祖，而他在哲学方面的成绩更加引人注目。
于果·明斯特伯格将电影史分为由技术发展决定的“外部”和社会应用方式演变的“内部”两个阶段，媒介技术提供躯体，社会赋予生命并令其实现某些实际活动；技术实现影像，心理需求则推动其在信息、教育和娱乐的作用。电影从一开始的杂耍视觉装置、到发展为提供教育和信息的工具，最后通过叙事的方式作用到人类心智。于果·明斯特伯格认为，只有当电影进行叙事，它的艺术奇迹才出现，因此电影是心智的艺术，他把它的所有特性理解为心理作用。
心智不仅能组织运动，还能通过注意力组织事件，因此电影不仅是运动的记录，还是一种有条理地记录心智如何创造事件的过程。 注意力对简单的感觉和运动的组织，正如同构图、拍摄角度和焦距的记录 。
记忆和想象力 是更高层次的心理工作方式，与“注意力”仅创造事件相比，记忆和想象力产生意义、冲突和个人乐趣。于果·明斯特伯格认为 电影的各种剪辑方式对应了高阶的心理功能，它们赋予表演和摄影机运动戏剧性的意义和结构 。
情感是心智活动的最高层次，与情感相对应的是故事，它是电影这种叙事艺术里最有价值的部分，也主导了电影其它层次的进程。因此 于果·明斯特伯格提出了电影的素材譬喻——不同层次的心理活动 。
不同的拍摄角度、构图、画面大小和灯光等引起人们的选择性注意，大脑对这些连续图片进行处理从而产生运动幻象；剪辑通过压缩或拓展时间，创造节奏、闪回或梦境，形成观众的记忆或想象。电影的主要目的是创造情感，是心理而非外部世界的媒介，它的根基是主体的心理世界。
鲁道夫·爱因汉姆（Rudolf Arnheim）
与于果·明斯特伯格的理论本质几乎相同、却产生更广泛影响的鲁道夫·爱因汉姆在1932年出版的《电影作为艺术》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他来自 格式塔心理学派 （强调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意识不等于感觉之和），认为只有电影的艺术形式（而非它所摄录的事物）才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内。
鲁道夫·爱因汉姆认为电影不是表达现实的媒介，它不是对外界事物（比如声音、姿势等）的自觉运用，而是对我们呈现世界的方法的自觉运用。电影艺术是再现和变形之间张力的产物，它的美学基础不是世界已经呈现出的事物，而是对呈现世界的事物或方法的美学运用。因此，鲁道夫·爱因汉姆认为我们 应当抑制写实的电影技术，而选择艺术性的表达方法 。
自然的知觉每被限制一份，潜在的审美知觉就增加一分 ，鲁道夫·爱因汉姆将电影具备的与自然知觉无关的性质——升格降格、淡入淡出、溶解、叠印、定格、倒排、变焦和滤镜引起的变形赋予了审美知觉。艺术过程对他来说，就是 知觉活动 的典范，艺术家恰当处理外部世界的刺激，然后在两者的力量达到均衡的时刻，成功表达自己与外部世界的状态。
艺术家从外部世界获得原始刺激，将其看成物体和事件，然后将这些事物投射到一个想象的形式上面，再返还给外部世界。外部世界随之发生反应，迫使艺术家修饰其形式，直到艺术家与外部世界都感到满意为止。如此一来，艺术既表达了艺术家，也表达了外部世界。
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
谢尔盖·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见解更加丰富和复杂。他在电影创作中非常强调“震撼力”，强调电影的素材是“吸引力”，认为通过对吸引力结构的精确计算，电影创作者可以决定观众的心理进程。谢尔盖·爱森斯坦对蒙太奇的态度经历了很多戏剧性的转变，从联想派的立场转到发展心理学，他有时把电影看作机器，有时又看成有机体，有时把电影形容为有力的修辞说服工具，有时却说成是了解宇宙的神秘方法。
谢尔盖·爱森斯坦认为，电影应将现实分解成不同素材（这一过程可称为“中和化”）然后运用它们创造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表意，欣赏一场电影所受的震撼绝不应只来自故事本身，而是每个场景中的每个元素创造出的一连串冲击力。
将不同的冲突组合列在一起，谢尔盖·爱森斯坦创造出不同的蒙太奇概念，蒙太奇指挥不同元素组成电影的号令声。他将观影体验看作一种自我中心的活动，观众把银幕上的影像当作他们前认知阶段经验的展现。
元素中和化的主要功能就是移情和通感，通过移情，许多不同元素的组合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效果。电影中经常有许多元素同时出现在银幕上，它们可能相互补充，提升效果，也可能互相冲突，产生新的效果，或者使用出乎意料的元素产生需要的效果。后者就是最高层次的移情。
贝拉·巴拉兹（Bela Balazs）
《电影美学》是贝拉·巴拉兹的重要着作，他认为只有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电影艺术才能发展。电影是一种艺术创造的过程，素材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某种符合人们的经验，且能够转换成电影的“电影题材”。艺术永远无法捕捉真是本身，它用自己的手段处理现实，、赋予客观世界以人类特有的形式和意义。贝拉·巴拉兹看重电影题材的选择，建议最好改编那些普通的作品，它们被改变为成功的电影的可行性比较大。他同时也认为，只有那些具备天分和活力的人，才能从经验中抓到电影素材，而不是像大部分理论家认为的那样，素材是人人唾手可得的。
贝拉·巴拉兹支持新技术，但坚持这些发明必须用在加强形式而不是写实上。影像是人类的建构，不应用来表现真实，而是批评或回应真实，而电影的惯常手法都和人类的心理进程有自然的联系。不过，并没有那么着迷于纯粹的形式，他常批评过度变形的电影，他希望在保留事物本身状态的同时，通过电影技巧提升事物的意义。
好的剪辑······可以引起我们的联想并给予其一个确定的方向······在这种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的思想意识中运行的内心联想过程。
我们看到，电影的形式主义推崇着将关注力放在电影的艺术技巧与表现方式上，倾向于把“高度视觉化”的风格置于自然主义风格之上。不过，虽然大多数形式主义者都认同这种观点，但从最初的一批理论家开始，就不断有人努力避免这种过分简化的倾向。
参考资料：《经典电影理论导论》
【美】达德利·安德鲁着
李伟峰 译
Ⅱ 中国电影艺术的思想
中国电影理论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电影理论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一传统和历史有以下3个特点：
①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使中国的电影理论不是发展成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学，而是形成一种和批评实践与技巧总结理论相结合的实用美学。
②中国人伦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中形成了“文以载道” 的思想传统。这使中国电影理论相对注重电影功能的研究,并且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载道功能,而是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并具体演化为对电影和时代、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人民、电影和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研究。
③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一水平上，中国传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戏” 。这一概念强调电影的戏剧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戏” 的手段。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产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为标志：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曾在上面阐述过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和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专着。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戏。” 侯曜说：“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有的人即使承认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独特性,但仍认为就其本性来说它是戏剧。徐卓呆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
中国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纪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通过影片故事对作者人生态度的主观表现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郑正秋的“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 的主张，洪深的要求影戏“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 的声明，在当时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戏理论注重对电影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的剧本是电影的灵魂” 。人们在这一前提下，对电影剧作的选材、结构、冲突、高潮、语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要求剧情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要求保证叙事的“调和” 、“流畅” 。和情节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种“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电影理论探讨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影戏” 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主张。例如史东山等人注重电影与美术的联系，强调电影的“视觉美” 和“形式美” ;田汉则认为电影应“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 。但这些理论的影响都不及“影戏” 理论深远。
1933年，由夏衍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他们在参加编剧创作的同时，亦着手建立新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他们从革命的功利目的出发，要求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工具。他们阐述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阶段性等问题，亦涉及了主题与题材、形式与内容、真实性与倾向性等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主张超越了抽象的“为人生” 和“教化社会” ，而把电影放到更广阔、更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奠定了中国电影理论进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另外，对苏联电影理论的介绍也给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介绍是从1928年洪深翻译С.□.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宣言开始的。1930年,刘呐鸥撰文介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眼睛派、欧洲的先锋派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最为中国影人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他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电影表演论》等先后被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人译出,影响广泛。洪深此时则撰写了《电影术语辞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电影戏剧表演术》等专着和论文，其他人亦有《电影导演论》、《电影摄影论》等相继问世。
抗战爆发后，理论上的活跃局面渐趋沉寂。40年代电影理论的最主要收获，是陈鲤庭编着的《电影轨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论译介和探索基础上出现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电影艺术形式和技巧理论专着。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从影像和镜头的具体因素出发逐渐过渡到对电影的综合把握，为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指出,电影“在技术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征” ,而在艺术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写真” 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电影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艺术” 。他从自然对象与银幕映像之间的差异入手，分析了电影表现的性能及运用方法。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着。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 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 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 、“结构上的简捷鲜明” 、“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 、“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着。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 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 。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 ，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 。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 、“密针线” 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
(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着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 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 ，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 。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 ，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着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去陈言” 、“创一代之新” 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 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 ，认为它们都在应破除之例，主张创思想、形像、艺术构思之“三新” 。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帮” 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 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文化大革命” 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电影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标志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
从20年代“影戏” 观念确立以来，戏剧式电影观念和剧作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文章《丢掉戏剧拐杖》，向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可否认,电影艺术在形成过程中，确实从戏剧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 作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强调，“电影和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 ，并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接着，张暖忻和李陀、钟惦□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电影语言现代化” 和“电影和戏剧离婚” 等口号。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关于“戏剧性” 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问题，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邵牧君等人对以上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邵牧君在阐述了戏剧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提出：“戏剧化并不等于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须要戏剧化。” 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张骏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张，他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论争稍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论争。电影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既是在戏剧电影观念面临挑战时，探索电影本体论的一种新的努力，也是对那一时期创作实践中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评。在1980年初召开的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 说。张骏祥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 。“文学价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 ；其次是“关于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关于文学的表现手段” ；第四是“节奏、气氛、风格和样式” 。这些都是应由剧本所“提供” 和“决定” 、而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 和“完成” 的“文学价值” 。张骏祥的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许多刊物围绕“文学性” 和“文学价值” 以及和电影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陈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学” ,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电影的文学性。和以上意见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的文章，对“文学价值” 说提出质疑。他说：“我很怀疑，‘电影文学价值‘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 “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 “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电影特殊表现手段来谈论电影的本质。” 钟惦□也在《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一文中提出“诸种艺术均须发展其自身” 的观点。
在另一方面，一种并非以论争面目出现的更为深入具体的电影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就是对于影像（包括声音）结构特性的研究。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影像结构的本身，即电影的具体手段出发的。倪震在《电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戏,和一个有着戏的因素的‘电影‘,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一部电影在它最初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是由视觉的（或视听的）元素构成其骨肉之躯。”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作者在文章中结合电影创作中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个环节详细阐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方式。周传基在《电影时间结构中的声音》一文中强调了电影的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首先，“声音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在运动，电影增加了内在的理性思维运动——言语，和内在的感情运动——音乐。因此电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时空结构” 。其次，“出现了一个声音空间” ；并且“声音和视觉画框之间出现了张力” 。另外，周传基还对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历史以及电影声音的各种构成因素、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对于影像结构特性的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从有关的经典理论，即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出发的。1980年，周传基、李陀发表《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历来“对蒙太奇是很重视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兼采众长，不一定再保持一边倒？例如蒙太奇理论比起长镜头理论，对镜头的内部结构，对单个镜头的表现力，注意得就不够。” 郑雪莱、俞虹则撰文对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表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强调“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过时” 的同时，对纪录派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批评意向。之后，又有许多文章对影像理论的这两个层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口号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坚持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系统阐述的有罗艺军。他在1981年发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及其以后有关文章中提出：电影的民族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气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民族风貌）把握上，也显现在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这不是对古典文学、戏曲、国画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剥，而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性吸收传统美学的精神。不赞成提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自己观点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异中有同” 辩》及一些文章中认为：“民族化” 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它要求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管辖之下。在文化问题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随古制，崇尚国粹，与现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对传统命题全面反思，开创了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代。
Ⅲ 中国的电影主要弘扬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
电影是一种要在市场上流通的大众文化产品，如果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脱离了时代的普遍要求，在文化心理上偏离了社会的共同认可，其市场前景必定黯淡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与一般的商品相比，其特殊性在于它的内容层面必定会涉及人类的情感、道德、文化、精神等诸多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又都涉及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基于电影产业的这种特殊属性，我们必须对电影产业的发展设定相应的价值传导目标，这个目标既应当包括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植入”电影的叙事体系之中，同时，也包括将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渗透进电影的故事情节之中。
不尊崇“丛林法则”——
表现正义与人性的世界才能得到观众认同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所体现的关于生活方式、社会理想、精神信仰的基本取向，它决定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艺术领域对于是非、善恶、正邪、美丑的基本判断。什么样的东西值得珍惜，什么样的东西不值得珍惜，什么样的生活有意义，什么样的生活没有意义，什么样的思想能被认同，什么样的思想不能被认同，都是由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
一部影片不管讲述的是什么时代的历史故事，不论采取的是什么种类的叙述方式，文化价值观都会深深地“嵌入”影片的叙事内容中，都会“浸入”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许多情况下，电影所承载的价值观是从观众并不在意的故事情节中流露出来的。就像影片《赵氏孤儿》，在孤儿从屋顶上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屠岸贾收回了他张开的双臂，故意让孩子重重地跌在地上，让他从肉体的痛苦中明白：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能相信——自己的干爹也不例外——能够相信的只有自己手中的刀剑，这就是屠岸贾灌输给孩子的以“丛林法则”为核心的价值观。他要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一种冷酷的功利哲学，并以此作为他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此后，在孩子重新回到屋顶上想拿回宝剑并且再次从屋顶跳下来的时候，程婴走上前牢牢接住了他！程婴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孩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刀剑更值得信赖的力量，这就是父爱！赵氏孤儿没有信奉其干爹的功利哲学，因此在人生的价值路口没有选择强权，而是选择了人性。他体现出中国电影所向往的人类理想是一个与“丛林法则”的价值体系相背弃的正义的人性的世界。
现在，我们不能将人性视为好莱坞电影的专利，在人类价值观的天平上，中国电影同样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如果说，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叙事主题是为了让一个普通的士兵在惨烈的战争中活下来，那么，中国电影《集结号》的叙事主题则是为了让那些死去的普通士兵拥有生命尊严；一个关注的是普通人存在的生命价值，一个关注的是普通人牺牲的意义；一个是通过防止人的自然死亡来强调生命的意义，一个则是通过拒绝人的符号性死亡，来强调人的精神价值。
不信奉“娱乐至上”——
电影市场竞争的关键是价值观的被接受度
电影体现的价值观，归根究底要落实到作者对于人物性格、人物命运的表现上。《岁岁清明》中富家子弟尹逸白与农民的女儿阿敏之间的情感是这部影片最成功的叙事玄机。在尹逸白牺牲后，阿敏与父亲厚葬了这位抗日英雄，这里看似并没有什么令人震惊的举动——令人震惊的是这厚葬的仪式竟然整整延续了阿敏的一生！从17岁的阿敏在坟茔前深深默哀，到中年的阿敏在墓地旁静静陪护，一直到弓腰驼背的阿敏在坟前的默默敬守……影片用十几秒钟的镜头语言展示的是阿敏用其一生守护着的感情。在此之前，他们连手都没有拉过，可是，他们之间朦胧的个人感情在尹逸白为国捐躯的瞬间得到了骤然的升华！他们对真情的忠诚使我们从内心为之感到骄傲。
一部电影的价值观能不能被观众所广泛接受，是目前中国电影市场竞争的关键。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电影在叙事逻辑方面的差异，叙事逻辑的差异又形成了心理认同机制的差异，而不同的观众心理认同机制则造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费取向，不同的文化消费取向最终导致了电影观众市场的分流。在这个由文化价值观所造成的市场格局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观众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这种价值取向主导的审美趣味。为此，处于市场竞争中心地带的电影产业必然同时处于文化价值表达的核心地带。
在影片《画皮2》中，妖狐小唯曾经为了救人而自毁妖灵，违反妖界的禁令，被冷冻在寒冰之中达五百年，这表明她在影片叙述的前史中已经站在了与人类相同的价值基准线上。在神雀儿将她从冰天雪地中救出来后，她一直都梦想变成人。小唯曾经问雀儿：“你有过人的体温吗，有过心跳吗，闻过花香吗，看得出天空的颜色吗，流过眼泪吗，世上有人爱你、情愿为你去死吗？”这些只有人才能拥有的感觉，是小唯最想得到的生活。她最后不惜用自己美艳的皮肤换得靖公主的人心，下嫁到天狼国与虎狼为伍，就是想要体验那种虽然短暂但却幸福的人类生活。对人类世界的神往成为影片突出的叙事主旨，也成为影片着意表达的一种价值取向。由此可见，就是在娱乐功能占主流的商业电影中，中国电影依然在讲述着自己珍视的价值观念，而没有完全信奉“娱乐至上”的商业取向。
一部影片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的正确与否，对于这部电影市场营销的成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设定一部电影的文化趣味，如何确定一部影片的文化主题，这些其实都是影响一部影片市场盈亏的重要因素。电影，归根究底是一种要在市场上流通的大众文化产品，如果它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脱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要求，在文化心理上偏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共同认可，其经济市场的前景必定黯淡。所以，建构中国电影强国的时代使命，并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的经济学命题，同样也是一个电影的文化价值建构与传播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