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巴山夜雨"的制片人是谁
吴贻弓(1938～)
中国电影导演。1938年12月1日生于浙江杭州。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历任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导演助理、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导演、导演、厂长，上海市电影总公司总经理、上海市电影局局长。1980年导演影片《巴山夜雨》，1981年获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本人获文化部1979年度青年优秀创作奖。后导演影片《城南旧事》，1983年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第二届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1984年获第十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思想奖。后又导演影片《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1992年导演的影片《阙里人家》，于1993年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故事片奖及最佳导演奖。
‘主要经历’ 国家一级导演。
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
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助理、副导演、导演
‘主要作品’ 1979年起，先后执导影片
《我们的小花猫》、《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阙里人家》（兼策划、编剧）、《海之魂》（兼编剧）等。
先后导演的电视剧
《十八岁的男子汉》、《决定关头》、《绝非偶然》、《陈香梅》、《好人坏人》、《风帆》等。
2003年将经典话剧《日出》改编为音乐剧，担任编剧，作词和导演。
2004《十月西行》任总导演
② 巴山夜雨的影片评价
吴永刚、吴贻弓在1980年完成的电影《巴山夜雨》，在一艘客轮从重庆开往武汉的旅程中，通过对几个形象鲜明的乘客的刻画，展现了“文革”后期的社会缩影。
扮演小姑娘的茅为蕙已成为着名钢琴家，她6岁时吹蒲公英的可爱模样至今还留在不少观众的脑海里，那首歌谣更是成为经典：“我是一棵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欢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里飘散。”
影片在一个很短的限度和很小的范围内，描写十年动乱中人民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一个“点”，它具体、集中、细致、逼真地浓缩了一个巨大社会在那个非常时期中的真实情况，力求广泛和全面联系整个社会的生活面；它清晰地描绘出普通人民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质朴和真诚，刻画出他们得以生存和斗争的信念与理想。正是这种蕴藏在人民心底的美德和力量，使该片具有了清新的诗意。
它“以独特的创作构思和抒情诗般的艺术风格，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人物群像，表现了我国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美好的心灵”（中国电影金鸡奖第一届评选委员会评语）。
影片把人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思考，从而使这些具有当代特点和素质的人物，在思想性格的形成和表现上，同时具有某种民族历史传统的继承性。
影片多方面的吸收和事例古典诗词、水墨绘画和散文、戏剧等方面的技巧和手法，着力于诗情与哲理交融的美学效果，善于用简练的笔触勾勒生动的形象，使之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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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导演:吴永刚、吴贻弓
编剧:叶楠
主演:李志舆、张瑜、林彬、茅为蕙、欧阳儒秋
类型: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大陆
语言: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1980
片长:78分钟
又名:EveningRain
文革后期，一艘由重庆开往武汉的江轮上，几个各怀心事的人共处一室：以莫须有罪名被关押了六年的诗人秋石（李志兴）由专案人员刘文英（张瑜）、李彦（强明）秘密押送，前路凶多吉少；老大娘（欧阳儒秋）的独生子在武斗中丧生，她登船是为凭吊儿子亡灵；农村姑娘杏花被迫“卖身还债”，眼泪汪汪想着心上人……由于刘文英和李彦分别以一副“典型革命小将”和老谋深算的模样示人，两人不得其它人待见。此外，还有一个小女孩趁人不备偷偷溜上了船。杏花的悲惨遭遇令大伙十分愤慨，可是他们都无计可施，老大娘的坚强也没能将她感染，后来，她跳江准备结束生命，秋石将她救上岸后，讲了自己和柳姑（赵静）的爱情故事，杏花听后重树生活的勇气。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秋石没想到的是，他的生命也会再现亮色：乘警老王（仲星火）得到小女孩的信任，小女孩上船原来是为找寻父亲，而通过她所说的找寻的凭证，老王判断出她是秋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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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吴永刚、吴贻弓执导，李志舆、张瑜主演，于1980年上映。该片围绕“文革”中遭到迫害的诗人秋石在被押解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反映了“十年动乱”中人民的痛苦遭遇和与“四人帮”所做的斗争。
⑤ 谁有老电影{巴山夜雨}的影评啊！！急要啊。。。在线等
要在1980年的语境中真正读懂《巴山夜雨》，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尽管这部影片除了获得1980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以外，还获得了包括最佳故事片奖在内的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5个奖项。要读懂《巴山夜雨》，必须读懂中国电影史上的吴永刚。作为一个从1930年代中国影坛走来的中国电影艺术家，吴永刚是独特的。这位美工师出身的电影导演，对电影的理解有常人所不及之处。无论是在《神女》（1934）、《浪淘沙》（1936），还是在《巴山夜雨》（1980）中，吴永刚着力追求的总是“意境”。这样，《神女》里纷扰的都市和哀怨的少妇，《浪淘沙》中寂寥的孤岛和迷离的白沙，以至《巴山夜雨》里飘荡的蒲公英和忧伤美丽的巴山夜雨，不仅是吴永刚的最爱，而且是影片最动人的所在。
正因为如此，吴永刚的电影往往身处边缘。也就是说，对“意境”的热爱，使吴永刚最容易偏离中国电影的主流话语，也使吴永刚及其电影非常容易受到不必要的伤害。重视载道和讲究叙事的中国电影传统，曾经使人们漠视《神女》的光辉，也使人们误读《浪淘沙》的真正蕴涵；而大多数吴永刚电影，由于缺少知音的共鸣，终于导致长久的湮没不彰。只是在《巴山夜雨》里，吴永刚才让人们真正体会了“意境”的魅力。
从1959年或者1960年开始，吴永刚就在酝酿着《巴山夜雨》（当然不是从剧作的角度）。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巴山夜雨》故事赖以存活的时代背景15年后才发生。1959年或者1960年的吴永刚，心目中的下一部电影必须有一个“意境”：那是导演曾经看见的一副木刻，画中的小女孩显然是一个贫穷的孩子，她身边放着一个小竹篮，小女孩跪在地下，鼓着腮帮子吹蒲公英，那么天真、稚气。
15年后，吴永刚等到了《巴山夜雨》。一切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只有“意境”还在心中。尽管从故事层面上看，《巴山夜雨》被赋予那么众多的偶然与巧合以及那么沉重的历史与现实，但导演仍然没有把它拍成一部“传奇”。为了苦苦追索几十年的“意境”，吴永刚选择了抒情。
主人公秋石便是诗人。在导演“以不表演为表演”方针的指导下，李志舆的表演由于过于内敛而稍显木讷，但并不影响影片的整体效果。在吴永刚看来，作为诗人的主人公，其实是造成影片抒情格调的最好载体。首先，秋石在狱中写的那一首《蒲公英》诗，便被导演四次运用到影片中，起到了较好的结构影片与表情达意的功能；其次，导演可以通过诗人的视角，自由地创意造境。这样，在故事主线之外，影片不仅成功地将雄奇的巴山、滔滔的长江与静默的神女峰、滚滚的漩流剪辑在一起，而且成功地把孤独飞翔的苍鹰、摇曳波浪的航标与梦境一样的爱情回忆交织在故事时空之中，使影片本身增添了一种难得的人文深度和浓郁的抒情氛围。为了使影片最终导向一种美好的“意境”，吴永刚甚至放弃了《神女》和《浪淘沙》中的人性批判。不用说，秋石是高洁的形象；即便女专案人员刘文英，影片也是需要她的“转变”，演员张瑜正是因为“一股子稚气”被吴永刚选中的；另一专案人员李彦，最后关头露出真面目，他也是解救诗人秋石的策划者；整个客轮，从船长到乘客，都是善良的好人。直到影片最后，秋石携女儿上岸，客轮发出长鸣，向秋石父女告别，这时，连客轮本身也被赋予了善良的品性。当然，丑恶与黑暗是肯定存在的，只是在影片中，吴永刚宁愿把它们彻底推到背景，让它们在道德的法庭上，接受缺席的判决。也正是在这里，体现出导演独特的才华。
对“意境”的渴望，使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吴永刚，拥有了一个持续十多年的“蒲公英小女孩”情结；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蒲公英小女孩”所蕴涵的“美”，显然应该并且确实已经上升为对“丑”的否定和对“恶”的批判。但是，吴永刚没有打算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而是过早地离开现实，趋向了“浪漫主义”。诚然，正如吴永刚自己所言，影片中多一些好人没有什么不对，何况，影片结尾，小娟子吹蒲公英的镜头，更是导演自己酝酿经年的画面，不可能轻易放弃；影片的深度在于：当主人公秋石带着女儿离开客轮，行走在林间山道时，秋石只有片刻流露出慈父般的微笑，大多数时候是心情沉重的；女儿欢笑着奔向山野，吹起蒲公英，蒲公英随风飘荡在蓝天白云，这一切，都是通过秋石伤感的视线展现出来的，给“蒲公英小女孩”的“美”镀上了一层忧郁和凄凉。全片倒数第二个镜头，仍然停留在秋石的近景上：重获自由的秋石，面对刚刚回到自己身边的女儿，决定收起沉重的心情，从容地微笑，但笑容瞬间转换为悲伤。诗人的情绪，徘徊在大喜大悲之间。仿佛不忍心目睹这一切，镜头宕开，在茫茫群山中定格。依靠这样的结尾，吴永刚紧守着自己的美学。确实，吴永刚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现实”在他的作品中已经被咀嚼成一个坚硬的内核，无处不在却又被有意隐藏；同时，吴永刚也从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者”，在超越现实的时空中放荡神思不是他的目的。他追寻的“意境”，凝聚着自身思想的深刻性，但又焕发出电影画面特有的美感和魅力。
就像《巴山夜雨》的结尾，尽管缺少了人性批判，但反思历史的动机，却刻写在美丽的“蒲公英小女孩”与苍茫的巴山夜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