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做详细分析
文学是由来已久的艺术形式，它有许许多多的内容，而影视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已经在人们生活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且这两者的联系与未来的发展不容小觑。
当前，文学作品，不论古今中外，改编成影视作品已成了热潮，在不乏好作品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本文根据两者不同的艺术形式与特点作分析、讨论，并提出一些看法和观点。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由来已久,无论东西方,在将优秀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艺术的过程中都不乏杰作。
本文围绕文学作品的改编问题展开分析,就影视艺术与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电视作品与文学作品间的联系与异同等进困蚂行剖析,指出影视艺术与文学艺术在存在关联的同时各有特点,若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影视艺术出现之前，艺术似乎都是间接呈现给大家的，除了戏剧艺术。
因此，艺术的传播是相当缓慢的。
但是现在，电的发明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影视艺术的加入，大大改变了这种局面，自此，造型艺术如绘画建筑、雕塑、戏剧、戏曲等都因此而以各种形式互相结合，及时呈现在观众面前。
语言艺术也不例外，它也开始从虚无缥缈的世界中逐渐被带到了我们的真实世界中了。
艺术也因此体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局面。
可以说，今天各种艺术之间相融合的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
当今时代，文学传播已不仅仅是在纸上阅读，同时我们也已经不满足单单文字带来的愉悦了，电影作品带给我们一波又一波的视觉冲击，电视则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我们不得不承认，纯粹的文字阅读欣赏已经不再占主流地位，尽管近年来我们不断呼吁要重新培养阅读的好习惯，但文学要更好地得到传播与介绍，与此则影视结合似乎是最快最好的出路。
其实，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由来已久，从国外来讲，有由《飘》改编的《乱世佳人》，由《简·爱》改编的《简·爱》。
其他诸如《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小妇人》等，数不胜数，不论是世界名着还是畅销小说，好莱坞的制片人敏锐地看到了市场的需求量，而改编后的作品也通常比较成功，受到广泛的关注与欢迎。
我国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也不少，如早期的《城南旧事》、《林家铺子》、《红岩》，稍后的《红楼梦》、《水浒传》，等等四大名着，以及近期的作家作品如《红粉》、《红高粱》、《长恨歌》、《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等。
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好处是，普及这些古典及现当代的作品，使老百姓通过这些媒介更好地了解作品，在享受审美娱乐的同时也学到知识，提升全民素养。
这一点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早期都得到很好的体现。
应该说在最近，人们几乎是相当热切地盼望和期待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电影和电视这些媒介之后，首先提议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以来，这股热潮经久不衰，从有这种形式开始以来，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息与消沉过。
就目前来看，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方面，在改编文学作品上，固然制作的严谨是必要的，但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地方，就是编剧。
小说有四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作家们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多很大，无论心理描写，抑或时空转换，只要入情入理、引人入胜，观众都愿意买帐。
但是，电汪扒埋影和电视剧是属于视觉的艺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画面，听到许多音响效果，但是，想象的空间是无限的，思维的跳跃不受任何限制，而拍摄需要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画面的连接，有些在小说里可以用第三人称来叙述的，影视却很难向观众交代。
文学和影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已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毕竟是有独立品格的两回事，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可以写一整页，心理描写可以是一章甚至一本书，但是剧本要的是动作行为，语言要简洁、生活化。
这中间的转换就看编剧的功力了。
说到编剧，就要谈谈戏剧，我国的戏剧始于元代的杂剧，是说一段唱一段的，很多不容易表达的地方就用旁白的方式来解决，而西方的戏剧最初流行的则是三一律，限制就更大了，所以编剧们刚开始都是从戏剧开始的。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戏剧还是西方的戏剧理论，都不能像小说那样篇幅广阔、想象自由，那么，他们在进行影视改编时，就不得不受到限制，不是因为影视的属性与小说不同，就是本身他们的专业局限也决定了改编的难度和风险。
有的导演避免让作家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而是交给别人去改，原因一是作家对自己写的小说总是偏爱，难以取舍；二是在小说中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改编时很难有新的发挥。
而就别人来说，这篇小说只是一个模型，提供一些思维的素材，发挥自己的想象，想怎么添就怎么添，删起来也大刀阔斧，一点儿也不心痛。
再来谈谈电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及异同。
文学作品有许多的种类，在此以小说为例展开分析。
我国传统的小说是章回体的形式，其实说白了，就是变异地说故事，讲究布局，注重可听性，并且常在关键时刻收住，将玄机留到下一章再讲，所以章回小说更适合以说书的方式来体现。
与其说是读小说，不如说是听人说小说，所以故事性是有了。
这种传统的谋篇布局方法，固然条理清晰、脉络分明，但是手法单一、流于俗套。
如《三言二拍》、《封神演义》，等等。
但是这一类的小说，却很适合改编后搬上荧屏，因为在听说故事这一点上，章回小说和电视剧相同的属性。
电视剧是一项普及艺术，不论男女老少都可全民参与，而对于文化底蕴的要求并不高。
章回体小说的前身是说唱艺术，同时还有说书的成分在内，本身面向的就是各个阶层的群众，更多的是平民，非文人阶层，即使后期发展，文人参与创作，在最初，小说也是不入流的文学形式。
到今天，文学形式虽不断变更，它却恰恰是最受欢迎、最容易普及和传播的方式，这在本质上与电视艺术不谋而和、殊途同归。
（中国古典小说采用说书场“说—听”的传播方式，适应听众的欣赏趣味而建立起一套特殊的叙事格局，那就是古典小说中贯穿始终的说书人的腔调，拟想中的“说—听”的欣赏格局，以及于此相应的一系列叙事规则……种种叙事格局直接影响于电视剧叙事，构成电视剧叙事在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方面与传统小说之间清晰而又多样的审美传承关系。
①）也因为这样，我国的古典小说改编成电视作品，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封神演义》、《三言二拍》、《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性强，情节连贯，条理清晰，脉络分明。
所以当这些改编作品一搬上荧屏，就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好评。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象了，后期的观众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比较简单直观的审美了，而编剧和制片人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所以改编的方向开始转换。
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研究是我国电视剧发展过程中研究比较多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文作者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进行研究,有效地提高了本课题的研究深度,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小说的电视剧改编具有一定的价值,充分体现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艺术分为语言艺术、造型艺术、综合艺术，其中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戏曲，以及二十世纪新兴的电影与电视艺术。
那么文学当然是属于语言艺术的范畴。
它是通过文字来塑造一系列的形象，传达给读者审美享受的，故而带有更多的想象性。
文学是很奇妙的艺术，读者通过阅读，借助貌似枯燥的文字，得到意想不到的艺术享受。
在这个世界里，思维是可以任意遨游的，换言之，这是一个乌托邦，审美的乌托邦。
文学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因为相比较，其他的艺术，都是由艺术家完成创作后呈现在观众面前，具有自身的存在性，观众只能根据这一艺术现象来进行审美享受及审美评价。
但是文学则不然，首先，作家在创造作品后，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属于一度创作，因为他的作品仅仅是一个个文字，并非具体的形象，然后读者在阅读中理解文字及作家所传达的信息，这些书中描述的人物形象才慢慢在脑海中出现，因此文学是需要读者的二度创作的。
读者虽由人组成，但是文学的读者并非一般的人就能担任，是需要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的人群组成的，这就是文字的魅力，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文学的特殊性造就了它的独特魅力，同样的作品，在不同的读者读来，由于文化背景、人生经验的差异，从而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如《红楼梦》只有一部，曹雪芹呕心沥血也只造就了一个林黛玉，一个贾宝玉，但是每个读者心里却各有自己的林妹妹和宝哥哥。
其实越是间接的表现形式，越能给人带来无穷的想象空间，就造型艺术而言，好的绘画作品固然巧夺天工，但是，它所画的是马就是马，虎就是虎，不论观赏者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和欣赏水平，他们所看到的都毫无例外的是同一事物。
戏剧的形象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文学艺术则截然不同。
所有的形象都是通过语言来描述的，所以一切都在读者的意象中展开并完成。
这是我对语言艺术的一些理解。
再来说说影视艺术，这是一门新兴产业，起源于十九世纪，但真正的发展是在二十世纪。
我们先来看看电影，电影的起源于1895年的法国，随后传到美国，在好莱坞这片土地上得到最大的发展和传播，在二十世纪达到一个高峰。
中国电影始于1905年，也在四五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
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是用长镜头和蒙太奇手法，它是用镜头来说话的，因此更多地讲究视觉上的效果，尤其是早期的默片时代。
电影的发明给人类文明一个全新的冲击，我们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审美时代。
电视艺术则更晚一些，应该说是目前所有的门类中的“小字辈”了，在我国大概开始于二十世纪中期（1958年）。
最早的形式类似于短剧，也有电视小说等。
电视与电影的表现上有相近之处，但又各有不同，电视是小屏幕、大范围普及的传播，它应该说是更侧重于听觉上的效果，更大众性、广泛性。
而观看电影需要一定的场所与设备，对现场的要求更多些，相比之下，电视则不然，它几乎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
所以，接下来要讨论的影视与文学关系，也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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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运用符号学、叙事学、接受美学、阐释学以及中国古典文论资源,将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对小说的电视剧改编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展开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富有个性的理论见解。
现在，侦探推理小说、惊悚悬念小说、都市财经小说都一一地推出展现给了观众，这中间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观众的审美能力与欣赏水平已经不断地提高，再沿用以往的叙述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了；二是新型的小说形式其实并非专为拍摄成电视剧而撰写，它们更适合的是案头和枕边阅读，叙述方式不再按照常理出牌，多有倒叙、插叙、时空转换，甚至还有意识流、内心独白、旁白叙述等多种现代描述手法，而这些恰恰是不适合也不容易用电视手法呈现的。
因为当用比较传统和直观的摄像手法来展现作品时，在最起初是能够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的，但是人的视觉享受要求是无止境的，并且接触得越多，审美的能力也就不断地得到提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小看观众的欣赏水平和能力。
在这一点上文学就体现了它的优越性，因为文字的想象是无边的，也许是早就读过的作品，但是仍然可以再次阅读，并且同样也能得到审美享受。
而电视剧的视觉是固定了的，当然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也可以吸引人，但是视觉的限制很快就让人感觉到不满足，这一点也是由于人的视野是如此的广泛而不受限制决定的。
②“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
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
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
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
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象的余地”。
而我国的电视艺术又正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那么这种相对直接简单的摄像画面，久而久之就显得呆板和无趣了。
当然，制片人也注意到了，选用了新型现代的文学作品来改编，而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了。
举例来讲，最近内地非常热门的金庸武侠小说的改编，从最初的《笑傲江湖》，几乎是全民运动，不论报刊杂志还是网络媒体，抑或大街小巷的茶余饭后，都相当热切地关注着。
因为金庸小说几乎已经遍布所有有华人的地方，小说包含的东西相当广，地域上，东至桃花岛，南到岭南，西至大理云南，北到 *** ，甚至还有北极风光；文化信息上，更是涉及医学、饮食、琴棋书画、岐黄之术、十八般武艺，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得到很大的满足，可以说人在家中坐，思绪却在不受限制的时空中遨游。
这样的作品，现在终于得到国内正统文化的认同，并将要搬上荧屏，可以想象，观众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当时最显着的体现就是网络上网友们如浪潮般的一波又一波地掀起讨论，提议角色的人选。
但是当这部作品千呼万唤始出来时，大多数人都感到失望和不满足，小说中细腻的人物内心描写没能展现，主角的人物形象气质严重不符，挑剔的网友们甚至细致到对服饰、配音、场景布置都一一点评，提出的问题专业而犀利，让那些专业的电视工作者都感到很难逃避。
的确，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信息的传达是如此快捷，所有的反馈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里看到，而就在这时，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的观众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们一直反复提倡和要求提高全民素质，已不知不觉中在完成了，而电视工作者们低估了观众的欣赏水平。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电视艺术的水平已经不够先进，我们现在需要担忧的不是提升全民素养，而是电视工作者的专业水平与文化修养了。
但是目前主要的根源就在于此，尽管一系列的金庸小说改编已成鸡肋，观众也已对此几乎完全放弃，但是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仍在推出，最近重拍的《红楼梦》又掀起热潮，人们纷纷质疑，它能超越87版的经典吗？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单单是因为文学作品改编太多，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眼光也挑剔了？我觉得不尽然，更主要的问题是电视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弊端，大家忽然都发现，这是一个成名与获得名誉的好路径。
当年的六年出一部《西游记》，三年成就一部《红楼梦》，如今已不复存在了，更多的是几个月的速成品，临时组就的演职员班底，粗制滥造的后期制作。
俗语说得好，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若想把观众当傻子，最后倒霉的可是你自己。
其实从改编作品上已经可见文化现状的一斑了，现在看似繁荣、人才辈出，各种题材不断涌现，不论是在影视界还是文学界，其实质都是一片浮华与喧嚣，炒作，跟风，什么都有，独独缺的就是沉淀与积累，就艺术而言，不论什么形式，要出好的作品，没有人生的经验与积累，没有反复的推敲与斟酌，怎么可能铸就出传世之作？但是现在，快餐文化、垃圾制作……充斥我们的周围，使我们不得不对电视剧的前途感到担忧，而这种现象又是全社会存在的，要改变，谈何容易。
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根源，各个阶层也在不断地呼吁改善电视艺术团体素质。
其实电视这种新兴艺术，从最初的萌芽到蓬勃发展，中间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和偏差，重要的是，能够发现、自省，并不断完善改进。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型的，所以电视艺术也不例外，重要的是在这个浮华的貌似 *** 的实则低回的阶段，能不断总结，发现问题，并改进，接下来的必将是真正的春天。
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就要强化电视工作队伍，加大力度肃清不良因素，完善各种制度。
对这支队伍进行高标准要求，提出必要的限制。
文学与影视、戏剧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如何转换，成为再创作者不得不面对的困难。
“张洁老师的《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在书店里被放在‘散文’书架上。
我如何不让这部作品里的力度与情感散落，又让它适合电影的表现形式，是比较艰难的创作。”青年导演马俪文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说，“往往与原作贴得比较近的，创作上会比较成功，因为原作已经在一个水准之上。”“小说有的部分情节弱，而电视剧主要靠情节，这就需要改编时填充情节。”导演田沁鑫说，“小说用描写来展示人物心理，而电视剧就得改成用对白或情节展示人物内心；小说用10页来展示环境，电视剧用一个一分钟的镜头就把这些交代清楚了。
处理好两种形式间的关系，是改编中的主要工作。”
文学艺术本是同根同源，莫道是他的繁荣与普及，夺走了我的读者；也莫说是我的艺术质地优越于他的大众性而轻睨他人——不如彼此滋养，成为彼此新的翅膀与能量；不如彼此开掘，滋养同根之树，结出更多更有营养的果实，这是双赢或多赢的合作。
“影视或戏剧可以说是小说的广告，无论是影视的版权，还是小说自身发行量的提高，都提高作者和出版社的经济效益。
同时，在提倡原创性的今天，跨越不同艺术门类的创作，将有助于新元素的诞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电视毕竟是一种普及的娱乐传播工具，它的传播属性可能更强些，那么在艺术性上面就难免存在限制，摄影手法处理也好，音效画质上更是局限，这一点与电影是没办法比较的，因为这两者的属性不同。
所以，有些文学作品适合改编成电视剧，如《水浒传》、《三国演义》，有些则非常不容易。
尽管当前电影市场不够景气，大众反映票价过高，也有更多的人选择在家看电视，但是电影的魅力始终是独特而又常存的。
有人认为，文学和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千万不要根据一本书去看一部影片，反之亦然，阅读是不可替代的，文学有可能凭影视扩大影响，但它要冒被扭曲的风险，想品原汁原味，还要读原作，影视只是严肃文学的通俗读本。
让我们来看看作家们对此的看法：“我的原作与剧本改编有很大的分歧，他们改得太匆忙，没有和我认真磋商。
当然改编可以丰富原有的情节，但要看是否符合原着精神。
我的原着精神是对人间真爱的颂扬，相当于‘正剧’，那是作者确立和倡扬的东西，而剧本却改成了悲剧。
悲剧是揭露和撕碎，是失望和破灭。
剧本与原小说完全不同，造成了与目前大多数影视作品的重复和趋同。”⑤好看好读好懂的作品，自然会成为影视改编的热点，但也有许多优秀作品，确实无法改编为影视，即使改了也很难成功。
确实，改编得好不是作家的成绩，改编得不好责任也不在作家，影视其实是对作品用一种解读代替、抹杀千万种不同的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是活的，影视却是死的。
从一部文学作品到一部影视作品，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其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节奏、结构、情调、冲突……也都是改编的重要部分。
每一部具体的作品，可能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有的小说故事冲突强烈、人物精彩、曲折跌宕，也有的小说充斥着情绪、描写，和不知所云的回忆。
其中的诀窍和解决的方法，并非只有所谓单一的解决方法。
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对作家来说应是一件大好事。
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亿万人在看由你的作品演绎成的电影、电视，这与几千、几万读者读你的书，那种影响是无法相比的，作家和导演联姻，小说和影视结缘，会大大促进文学创作。
两者若是相辅相成，必然能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一番。
2. 电影对戏剧的发展有哪些促进作用
电影发姿银仔展对戏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的来说电影经历了六个阶段：技术时期、蒙太奇出现、有声电影、彩色电影、迹汪电影流派和电影主义、现当代电影。电影正在从一个人的比喻中脱离，科学技术、社会形态的推进，使得电影不再以正常的逻辑发展。
这种电影的发明者弗莱德·华勒（1954年故世）在放映时采用凹三面银幕和立体音响，就如阿贝尔·冈斯和机械师德布里于1927年和1935年在巴黎两次放映《拿破仑》时所用的方法那样。1940年华尔特·迪斯尼在美国几个城市里放映他的影片《幻想曲》。
(2)电影是对戏剧经典作品的颠覆还是挖掘论文扩展阅读：
电影创新：
立体放映早搏正在电影发明之前就已出现。1868年，亨利·达尔梅达就曾用红绿两种光线把画面重复投射到银幕上，观众可以透过一种红绿双色的镜片把两个画面混合成黑白立体形象。这种方法日后被称为“双色立体放映法”（Anaglyphe），曾在1935年前后被路易·卢米埃尔及美国的米高梅公司用来放映短片。
“双色立体放映法”的缺点是使人们不能看到彩色，所以（尤其在德国）有人用两片无色的偏镜片（Polarlides）来代替原先的红绿镜片，使光线从左边或右边偏离分散。
3. 求一篇影视表演的论文。
四、 必要的修养
通过上面的讲解，相信大家会有这样一个认识：对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修养之上。
首先，你必须有相当的看片量。一个人如果加起来总共没看过几部影片，就无法展开一部影片与其它影片的比较并对这部影片做出正确的分析了。保证一定的看片量才能了解最新的和全面的电影创作动态和现象，也才能将一部影片放置在大的创作背景和环境下来考察。例如一篇分析《沙鸥》的文章这样说：
“尽管《沙鸥》这部影片在今天的观众眼中看来各个方面都显得幼稚了，但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位置是必须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的发端之作，是书写在银幕上的宣言。因此，当我们立足于今天对这部影片进行评论的时候，考证它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就比单纯分析它的创作技巧重要得多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的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０年，中国电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春潮。其中，《小花》、《小街》、《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等一批中年导演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然而在热热闹闹的创作中，中国的电影人却惊讶地发现，正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由于十年动乱的耽误，中国电影已经与世界电影拉开了距离。尽管这些中年导演从外国优秀影片中学习借鉴了很多对于当时的中国电影说来还很新鲜的表现手法，例如变焦镜头的运用、时空交错式的结构、画外音、高速镜头、通俗唱法的主题歌、旋转镜头、女跑男追……等等，但是渐渐地他们就感觉到盲目地从外国电影中拿来一些皮毛无法解决中国电影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一个是被观众普遍指责的‘不真实’，一个便是电影语言的落后。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影坛的两个年纪已不太年轻的新人——张暖忻、李陀夫妇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作者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呼吁国内同行向外国电影学习，加快中国的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步伐。尽管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对外国电影具体手法的罗列过于琐碎和表面化，缺少系统扎实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但作者的热情和直率还是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激起了中国影坛的轩然大波。这篇文章被后来的人们看作是第四代中国电影导演的宣言，而文章的作者就是《沙鸥》这部影片的编导者。”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把握《沙鸥》剧作特点的时候并没有就《沙鸥》论《沙鸥》，而是把这部影片放在了一个大的创作背景中考察，这就使文章作者得以沉浸在剧作手法的具体细节里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可见一个全面客观的剧作分析应该建立在对电影创作发展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和全盘把握上，这就要求作者随时关注电影创作的现实和动向。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好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没有相应的剧作理论准备也是不行的。我们来看看上面引述过的分析《沙鸥》的文章中的一个段落：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制定过戏剧必须恪守的规律，他说：‘有人认为，情节之统一，出于只写一个人物，其实不然。因为一人的遭遇可能很多，甚或无数可计，其中有些无法统一；同样，一人的行为可能甚多，其中有些不能构成一件行为。’据此，他认定，只提写‘一个人’是不能保证情节完整性的，必须提‘一件事’。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持有同样的观点：‘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又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可是《沙鸥》要打破的偏偏就是这条戒律。在影片中，沙鸥的行为虽然依旧是统一的——努力奋斗，夺取金牌，但是影片却没有拘囿于一个单一事件。也许，作者可以把时空和情节框定在最后一次出国比赛上，然后再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法则有层次地展开这个事件。但是这似乎不合《沙鸥》作者的意，他们更关注的就是沙鸥这个人，关注她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情感。而在全片之中，构成情节纲索的不是一件具体的事件，而是沙鸥人生中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在这段历程中发生了大大小小很多的事件，例如‘吃牛肉’、‘看病’、‘出国比赛’、‘参加婚礼’、‘失去男友’、‘瘫痪’、‘当教练’……所有这些小小的事件就象珍珠一样构成了情节项链，而将它们串结在一起的则是沙鸥那漫长的人生历程线。这样的做法固然似乎不如以一桩激烈的外部事件为情节主线来得热闹，但却更加贴近生活，更加使人关注人物性格的发展和深刻的生活内涵。比起今天的影片，也许这养的尝试算不得什么，但比起传统的中国电影，也许它还真就有些‘生活流’的味道了。”
在这个分析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剧作理论的充分了解。唯其如此，他才能头头是道地对这部影片的情节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指出它在情节和结构方面对传统的突破。所以，有志于提高自己对一部影片剧作的分析能力的朋友一定要花一些功夫来全面地学习包括戏剧剧作理论在内的剧作理论。
五、 教材和参考资料
有的朋友会问：“电影评论和您说的电影剧作分析有什么不同？”其实在对一部影片进行评价褒贬方面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影片分析不仅要指出这部影片哪些地方处理得好，而哪些地方处理得不好，还要进一步分析出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所在。所以，多读通常发表在杂志上的影评对学习影片分析的技巧是会有好处的。但我们如果不满足于对一部影片的表面现象说长道短，就应该深入地阅读和学习一些必要的剧作理论着作。现在，我就向朋友们推荐一些初级的读物：
1、亚里士多德《诗学》：这是本剧作经典理论。今天的很多电影剧作理论和电影创作现象都可以寻本朔源到这一着作中，因此为学习剧作理论者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2、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虽然这是中国较早的（晚清）剧作理论着作，但它却十分英明地总结出了传统戏剧创作的所有重要的规律，因此被制定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必读书目；
3、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不要小看这本薄薄的小书，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创作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它是长久以来普及中国电影教育的基础教材，通俗易懂并富有实践性；
4. 电影理论的本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勃兴使电影理论空气为之一变。以法国的A.巴赞和美国的S.克拉考尔为代表的纪录派理论从50年代起取得了堪与蒙太奇理论相颉颃的地位。
巴赞首先是一位影评家，但他的影评文章超出了实践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留下的大量电影论文被编选成 4卷集《电影是什么？》。
巴赞的电影影像本体论和长镜头理论（或称场面调度理论），是他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
电影本体论力求证明电影的“本体”实质，电影和存在、电影和现实的联系。持有本体论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除巴赞和克拉考尔外，还有美国的O.帕诺夫斯基和S.卡维尔等，但其中以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理论体系为最完整、最有影响。
巴赞认为，电影本质上是“真实的艺术”。他在选集的序言中指出：“我们必将从照相影像开始，它是最后的综合体的基本元素，然后以此为起点，简略地提出一种关于电影语言的（哪怕算不上理论，也至少是）分析，其立论基础是假定它具有内在的真实性。”
巴赞论证说，照相术的发明使人类长期以来企图创造出一个符合现实原貌、而时间上独立自存的理想世界的愿望得到了实现。因此,从绘画过渡到照相术时,最本质的现象是心理因素，它完全满足了把人排除在外、单靠机械的复制来制造幻象的愿望；人们终于获得了一门“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的艺术。以照相术为基础的“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
巴赞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找到本体论理论的最好实践例证，指出艺术家真实地再现现实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创造任务。因为传达关于人和社会的实况并不比传达主观视像更容易些：“艺术中的‘写实主义’形式向来都首先是具有深刻‘审美意义’的形式。……在艺术中，现实如同想象一样，是艺术家独有的财富，而把现实的具体内容体现在文学或电影作品之中，并不比体现想象的最离奇的梦幻更容易些。”
在电影本体论的基础上，巴赞构筑起他的长镜头理论大厦。这一理论的两个中心论点是：①反对蒙太奇至上论。②强调现实的多义性。
巴赞激烈地反对爱森斯坦等人的蒙太奇理论。他指出,电影从蒙太奇开始才成为一门艺术的名言,曾暂时起过积极作用，但它的效能已经发挥殆尽。蒙太奇是文学性的和最反电影的手段。电影的特性就其纯粹状态而言，相反地正在于摄影上严格遵守空间的统一性。但是他并不绝对反对使用蒙太奇，而认为蒙太奇在电影中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创造必要的不真实性。这是因为电影的一部分功能是使观众享受幻想的乐趣，如果太真实，就完全排除了幻觉。因此，他觉得可以提出下述原则作为美学的规律：在必须同时表现动作中两个或若干因素才能阐明一个事件的实质的情况下，运用蒙太奇是不能容许的；一旦动作的意义不再取决于形体上的接近，运用蒙太奇的权利便告恢复。巴赞的蒙太奇界限论是以现实的多义性为依据的。他指出，现实是多义的，而蒙太奇从根本上反对多义性，这是由它的本性决定的。
巴赞强调现实的多义性是为了要求影片创作者通过选择来突出事件的含义。他认为，电影叙事单元不是镜头，而是事件，这是具体现实的片断，而现实本身是多面的、多义的，一个事件的确切含义是在悟出它与另一些事件之间的联系后才能逆推出来。他还认为，虽然电影确实大抵只能从外部把握它的对象，但是它有千百种手段去处理客体的表象,能清除所有模糊的含义,使事物表象成为反映一种单一的内心现实的符号；银幕形像存在的前提是情感与情感的外部表现之间具有必要的、明确的因果关系。
巴赞认为，从多义的现实事物中“悟出”其“确切的含义”的人，应当是观众。而要做到这一点，观众在看电影时就必须对画面的内容有选择的权利。只有不被剪断的景深镜头才能给予观众这一权利。巴赞以O.威尔斯的影片为例，指出，这位导演在《公民凯恩》里用景深镜头来刺激观众，这种技巧迫使观众去使用他们自由的注意力，同时也使他们觉察到事实的多重矛盾，这就使其景深镜头具有三重的真实，即本体论的真实、戏剧的真实和心理的真实。他称赞《安倍逊大族》，认为其镜头段落绝不是仅仅消极地拍下同一场景中的动作，它拒绝分割事件，拒绝按空间分解剧情发生的地点，这是一种积极的手法，其效果比经典的分镜头可能产生的效果更要好得多。
S.克拉考尔是另一位原为德籍的美国电影学者。他采纳了巴赞的理论前提，根据自己40多年的“观影经验”，写出了《电影的本性》(1960)，把纪录派理论发挥到了极至。
克拉考尔说，他的电影理论是一种“实体的美学”，而不是形式的美学。他关心的是内容。他的立论基础是：“电影按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纪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
和巴赞一样，克拉考尔也抛开了传统的艺术观念来看待电影，但比巴赞走得更远。他断言说，传统艺术观念“并不、也不能适用于真正‘电影化’的影片”，因为传统的艺术是“从上层到基础”，即从思想意图出发来消化物质现实材料，而唯独电影是“从基础到上层”，即从对物质现实的如实反映开始，最后走向某个问题或信念。因此，“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于寻常的艺术”，“是唯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
克拉考尔的理论目的是通过对各类电影的审查，找出一条最符合电影本性的发展电影的路线为此,他详尽地分析了电影的材料与方法，摒斥了一切“非电影化”的形式和内容。树立起他的“电影化的”标准，最后在人类活动的总的背景上论证了电影的规律和可能性。
克拉考尔用“物质现实的复原”来概括他的“电影化”的概念。为了达到“复原”的目的，他只允许电影发挥“纪录”和“揭示”两种功能，而排斥一切经过艺术家设计的、有明确思想意图的、在故事结构上有头有尾的影片。即使是纯视听形式的实验影片也在受排斥之列，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影片固然倾向于避免讲述故事，但它们在这样做时却很少考虑电影手段的近亲性，忽视摄影机面前的现实；它们废除了故事的原则，只是为了树立艺术的原则，在这次“革命”中也许艺术得到了好处。电影则一无所得。
在克拉考尔看来，最“电影化”的形式和内容是“找到的故事和插曲”。所谓“找到的故事”有3个特征:①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构想出来的；②它是自然素材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元素，很少有可能发展成一个独立自在的整体；③它能再现出我们周围世界中一些典型的偶然事件，使其通过摄影机的揭示而从生活流中实现出来，继而又消失在生活流中。
克拉考尔深深意识到，他给电影规定的严格的价值标准必然会遭到反驳，因为他对一切“非电影化”的题材的排斥，除了依靠他自己对电影的独特信念和热情外，无法在电影理论范围内找到任何根据。于是他便转而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变迁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论证他的电影功能论。克拉考尔认为，看电影的意义在于使现代人有可能经验物质现实，把注意力从内心世界转移到生活的外部现象上来。现代人非常需要这个“转移”，因为他们患了“思想空虚症”和“认识抽象症”。他认为，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在过去3或4个世纪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有两个变化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共同的信仰渐失人心，一是科学的威信稳定上升。由于现代人不再有共同的信仰，他们对理性的作用发生了怀疑，趋向于反理性主义；另一方面，科学的发达导致人们“把现实现象数学化”，把事物的具体的物质内容化为抽象的认识。这两者最后使观代人成为对观实漠不关心的“孤独的人群”。唯有电影才有可能帮助人们“通过摄影机来经验这个世界”，使它从冬眠状态中、从虚假的不存在状态中彻底恢复活力。
J．米特里 在对电影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最新一位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电影教授 J．米特里。他的两卷本着作《电影的美学和心理学》出版于1963年。其中广泛地论述了50年来电影理论所涉及的一切问题，评述了多种不同的论点，有明显的综合性质。根据法国电影研究家C.麦茨的概括，米特里在他的着作中主要论述了10大问题：①现代电影；②主观镜头；③电影中的有声语言；④电影音乐；⑤电影中的彩色；⑥纯“视听”影片；⑦电影对戏剧程式的逐渐摈弃；⑧电影与戏剧；⑨电影与小说；⑩隐喻、象征、语言。
米特里的综合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对以爱森斯坦为代表的蒙太奇理论和以巴赞为代表的本体论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调和。他对影片作了历史性分类，即“蒙太奇”影片和“时空连续拍摄”影片，认为这是电影表现手段的两大形态，但不是水火难容的。指出这两种美学的对立只是强调了在电影手法上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差别。一种形式在电影中相当于诗的语言，另一种形式相当于小说的语言。显然，两者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不论小说家要说什么，总是躲在主人公身后，隐藏在表面的真实性之后，他的一切努力就是旨在创造或再创造这种真实性。诗人则不然，他直接表达思想，他和事实一起，而不只是通过事实来说话。米特里更倾向于蒙太奇理论。他说：“我们首先要反对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为了捕捉住‘真正’的现实，想把电影变成一种纯粹纪实的手段,一种纪录行为的机器。在一定程度上,电影是纪实的,但幸而它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它存在的条件绝对不让它这样。当电影纯粹纪实时，它必然损害艺术。”他批评巴赞在反对蒙太奇理论时“似乎总是选择坏影片中一些表现手法加以攻击和贬斥”，“这种做法导致他把表现方法的应用不当归罪??需的。但他反对“把蒙太奇效果视为电影表现形式的核心。”“把它视为一般美学的基础，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表达个人风格的手段”。他指责了爱森斯坦早期着作中的“杂耍蒙太奇”理论，强烈反对把蒙太奇手法同语言进行类比。他认为电影中的每一个抽象意义都必须植根于我们的真实感觉，想要利用蒙太奇来担负语言的工作以传达抽象的概念，那是对电影媒介的误用。为此，他详细列出了各种不同的蒙太奇，指出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有违于电影的本质的。
电影理论中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态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电影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克里斯兴?麦茨认为,在米特里之后,电影理论应当进入“第二时期”，从全面的、概括性的研究转入精确的、科学性的局部的研究，即建立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
在电影研究中把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相提并论，一是因为，一些结构主义者，如麦茨、 P.沃伦、 B.尼柯斯、U.艾柯和克莉思托娃等，本人就是符号学家，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对电影作符号式的分析；二是因为一般性的符号学研究中往往掺杂一些结构主义哲学的因素。
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电影作一般的理论研究,力图给电影建立科学的基础;二是运用这个科学对具体影片进行结构主义式的“读解”分析。麦茨的着作《论电影中意义的显现》(卷1,1968；卷2,1972)和《语言和电影》(1971)等是最有代表性的。
麦茨把电影研究分为两种,一是广义的电影研究,这包括电影和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可能产生的所有问题，如技术、工业组织、电影检查、观众反应、明星崇拜等。广义的电影是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物理、化学的研究对象。二是狭义的电影研究，仅指电影本身，不涉及影片制作的复杂程序和电影引起的种种现象。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即只限于对电影动力的内在研究,是一种“寻求意义的科学”,即研究电影如何将其内含的意义传达给观众，并为这种传达制定一个清楚的模式，找出构成电影经验的规律。
麦茨认为，电影的核心是“意义的显现”，即“经由符号系统来理解影片所传达的信息的人为过程”。电影的“意义的显现”的特性决定于电影的独特的“表现材料”。它既非现实本身，也非蒙太奇，而是“ 5个材料频道”：①多样的活动摄影影像；②我们在银幕之外看到的一切文字资料;③录下的语言；④录下的音乐;⑤录下的噪音和音响效果。电影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任务就是分析这些“材料频道”的“混合的意义”。
麦茨反对把电影说成一种语言，他否认电影有任何“文法”可言，但他赞成用语言学的原理来研究电影，并采用了一系列语言学的术语，如“符码”、“信息”、“系统”、“符体”、“并列组合”等，其中最关键的术语是“符码”,它是符号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所谓“符码”并不存在于电影中，它是信息据以传达的逻辑关系，是符号学者研究了一系列影片后将影片中起作用的规则加以归纳整理编造而成的。所以“符码”是“表现材料”发生意义、发出信息的逻辑形式。符号学就是根据编出的“符码”（表演、灯光、走位、摄影机运动）还原影片中的信息的。
麦茨认为“符码”有 3个基本特性：一是“独特程度”,如“平行蒙太奇”是电影的独特“符码”,为其他艺术所不可能有。二是“不同的普遍性层次”，如全景镜头属最普遍层次，但西部片中的牛仔裤、西部景物属特殊层次。三是“会下降为次符码”。“次符码”是对“符码”的一种用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影片里，“独特符码”和“普遍符码”都会有不同的用法。根据这一解释,电影结构主义-符号学作为一般性理论研究就要分析每个“符码”的“独特程度”、“普遍程度”和“符码”间的相互作用；当用于对具体影片的“读解”分析时，则要指出无数“符码”在作品中系统地安排和交结的情况。因此,麦茨说:“电影是所有符码加上其次符码的总和”，这个“总和”能从电影的“表现材料”中制造出“意义的显现”，电影理论就是赞成某些“符码”而反对其他“符码”的“检查制度”。而电影史就是由过去采用过的“次符码”组成的。
5. 中国电影艺术的思想
中国电影理论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电影理论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一传统和历史有以下3个特点：
①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使中国的电影理论不是发展成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学，而是形成一种和批评实践与技巧总结理论相结合的实用美学。
②中国人伦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中形成了“文以载道” 的思想传统。这使中国电影理论相对注重电影功能的研究,并且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载道功能,而是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并具体演化为对电影和时代、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人民、电影和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研究。
③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一水平上，中国传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戏” 。这一概念强调电影的戏剧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戏” 的手段。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产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为标志：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曾在上面阐述过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和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专着。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戏。” 侯曜说：“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有的人即使承认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独特性,但仍认为就其本性来说它是戏剧。徐卓呆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
中国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纪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通过影片故事对作者人生态度的主观表现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郑正秋的“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 的主张，洪深的要求影戏“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 的声明，在当时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戏理论注重对电影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的剧本是电影的灵魂” 。人们在这一前提下，对电影剧作的选材、结构、冲突、高潮、语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要求剧情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要求保证叙事的“调和” 、“流畅” 。和情节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种“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电影理论探讨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影戏” 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主张。例如史东山等人注重电影与美术的联系，强调电影的“视觉美” 和“形式美” ;田汉则认为电影应“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 。但这些理论的影响都不及“影戏” 理论深远。
1933年，由夏衍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他们在参加编剧创作的同时，亦着手建立新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他们从革命的功利目的出发，要求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工具。他们阐述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阶段性等问题，亦涉及了主题与题材、形式与内容、真实性与倾向性等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主张超越了抽象的“为人生” 和“教化社会” ，而把电影放到更广阔、更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奠定了中国电影理论进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另外，对苏联电影理论的介绍也给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介绍是从1928年洪深翻译С.□.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宣言开始的。1930年,刘呐鸥撰文介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眼睛派、欧洲的先锋派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最为中国影人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他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电影表演论》等先后被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人译出,影响广泛。洪深此时则撰写了《电影术语辞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电影戏剧表演术》等专着和论文，其他人亦有《电影导演论》、《电影摄影论》等相继问世。
抗战爆发后，理论上的活跃局面渐趋沉寂。40年代电影理论的最主要收获，是陈鲤庭编着的《电影轨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论译介和探索基础上出现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电影艺术形式和技巧理论专着。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从影像和镜头的具体因素出发逐渐过渡到对电影的综合把握，为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指出,电影“在技术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征” ,而在艺术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写真” 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电影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艺术” 。他从自然对象与银幕映像之间的差异入手，分析了电影表现的性能及运用方法。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着。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 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 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 、“结构上的简捷鲜明” 、“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 、“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着。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 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 。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 ，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 。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 、“密针线” 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
(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着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 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 ，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 。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 ，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着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去陈言” 、“创一代之新” 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 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 ，认为它们都在应破除之例，主张创思想、形像、艺术构思之“三新” 。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帮” 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 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文化大革命” 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电影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标志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
从20年代“影戏” 观念确立以来，戏剧式电影观念和剧作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文章《丢掉戏剧拐杖》，向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可否认,电影艺术在形成过程中，确实从戏剧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 作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强调，“电影和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 ，并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接着，张暖忻和李陀、钟惦□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电影语言现代化” 和“电影和戏剧离婚” 等口号。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关于“戏剧性” 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问题，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邵牧君等人对以上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邵牧君在阐述了戏剧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提出：“戏剧化并不等于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须要戏剧化。” 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张骏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张，他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论争稍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论争。电影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既是在戏剧电影观念面临挑战时，探索电影本体论的一种新的努力，也是对那一时期创作实践中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评。在1980年初召开的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 说。张骏祥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 。“文学价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 ；其次是“关于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关于文学的表现手段” ；第四是“节奏、气氛、风格和样式” 。这些都是应由剧本所“提供” 和“决定” 、而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 和“完成” 的“文学价值” 。张骏祥的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许多刊物围绕“文学性” 和“文学价值” 以及和电影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陈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学” ,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电影的文学性。和以上意见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的文章，对“文学价值” 说提出质疑。他说：“我很怀疑，‘电影文学价值‘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 “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 “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电影特殊表现手段来谈论电影的本质。” 钟惦□也在《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一文中提出“诸种艺术均须发展其自身” 的观点。
在另一方面，一种并非以论争面目出现的更为深入具体的电影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就是对于影像（包括声音）结构特性的研究。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影像结构的本身，即电影的具体手段出发的。倪震在《电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戏,和一个有着戏的因素的‘电影‘,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一部电影在它最初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是由视觉的（或视听的）元素构成其骨肉之躯。”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作者在文章中结合电影创作中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个环节详细阐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方式。周传基在《电影时间结构中的声音》一文中强调了电影的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首先，“声音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在运动，电影增加了内在的理性思维运动——言语，和内在的感情运动——音乐。因此电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时空结构” 。其次，“出现了一个声音空间” ；并且“声音和视觉画框之间出现了张力” 。另外，周传基还对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历史以及电影声音的各种构成因素、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对于影像结构特性的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从有关的经典理论，即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出发的。1980年，周传基、李陀发表《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历来“对蒙太奇是很重视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兼采众长，不一定再保持一边倒？例如蒙太奇理论比起长镜头理论，对镜头的内部结构，对单个镜头的表现力，注意得就不够。” 郑雪莱、俞虹则撰文对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表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强调“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过时” 的同时，对纪录派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批评意向。之后，又有许多文章对影像理论的这两个层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口号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坚持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系统阐述的有罗艺军。他在1981年发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及其以后有关文章中提出：电影的民族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气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民族风貌）把握上，也显现在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这不是对古典文学、戏曲、国画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剥，而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性吸收传统美学的精神。不赞成提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自己观点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异中有同” 辩》及一些文章中认为：“民族化” 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它要求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管辖之下。在文化问题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随古制，崇尚国粹，与现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对传统命题全面反思，开创了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代。
6. 求一篇关于电影的论文，2000字左右。
这是我选修课的作业，我看的是《她比烟花寂寞》。没有2000字哦，你看情况再加一点吧，我明儿个要考试，还得看书，实在没时间帮你加了。。。
希望可以帮上你~~
她比烟花悲哀
《Hilary and Jackie》观后感
《Hilary and Jackie》。中文译名：《她比烟花寂寞》。
好有意境的名字，佩服译者的功力。
喜欢这部电影。谈不上爱，仅仅是喜欢。
或许是因为时间、空间的不同吧，一开始看这部电影，我就觉得是在看一场荒诞剧：异域古老的街道、悠缓的大提琴声；Jackie要求姐姐同意自己与姐夫欢爱，而因为姐姐的拒绝她任性的自残…那些都是远离我的生活我的见识之外的存在。我抱着看现代主义风格小说的态度观看剧情，没有悲喜。
直到Jackie艰难的拿起话筒打电话给依赖的丈夫，却听见小孩子的声音。
直到属于她的繁华逝去，她濒临死亡，在床上抽搐嘶吼，门外是喧闹欢腾的人群。
悲凉的感觉就这么袭来，眼泪簌簌往下掉。
就像电影的中文译名：她比烟花寂寞。
绚烂的背后竟然是这样触目惊心的虚空与流离。
Jackie的一生，流光溢彩在其表，狂热偏执在其里。用死亡追逐荣耀，耗尽所有，曲终人亡。
她的一生追逐的荣耀，说到底，只有爱。她要找到一份情感依托，填补内心的寂寞，抚平不安。
小时候，她为了和Hilary一样得到父母的赞赏和喜爱，苦练大提琴；
成名后她带着老师给的“大卫杜夫”辗转于世界各个城市，因为她以为全世界都会给她想要的爱；
而后，已为盛名所累的她，重新释放热情，去触碰早已厌倦的提琴，因为一个男人为着她的音乐才华，愿意献出爱情。
当初老师给她“大卫杜夫”的时候说：“It will give you the world.”——她永远记得。
但她忘了后面一句：“but you must give it yourself.”
于是最终，她失去了一切。或者说，她什么都没有失去，因为她本就不该有奢望。
而相反的，她的姐姐，甘愿“为了一个男人，放弃长笛”，安心归原在乡下生儿育女，过着平淡并且简单的田园生活。
不论是Jackie还是Hilary，我无意褒贬任何一个的生活方式。因为我都不赞同。
先说Hilary。人们说她为了一个爱的男人放弃长笛（许多影评上都是这么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甘愿“为了一个男人，放弃长笛”，用上了引号），但其实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这样。她的事业？她不是在求职、求学时屡屡碰壁么？妹妹的光辉太过耀眼，不是令她压抑令她恐慌么？如果她有着与Jackie一样的技艺，她会由于那个男人的几句赞美就陷入爱河么？
妹妹问她为什么要嫁给他，她说：“因为在他眼里我是特别的”。
——因为他的赞誉，因为她觉得他爱她，所以她安然的把自己交给他，安然的依赖他。
如果，她的运气差一点点，遇人不淑，恰巧碰到的是一个巧舌如簧、生性风流的浪荡子，那要怎么办？
所以对于她的后来的相较于妹妹的幸福生活，我只能说“万幸万幸”。
而说到妹妹Jackie，我只能说她是一个从来没有长大的小孩子。天才势必孤寂，这好像是个永恒的普遍的真理。Jackie是幸运的，上苍眷顾给了她大提琴的天分；Jackie又是不幸的，因为上苍没有赐予她忍耐。于是终尽一生她都寻寻觅觅想要找到内心缺失的部分。
她的悲凉人生，完全是自找——我很坚定的认为。除了童年，她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与丈夫新婚的那段时间了。俩人各自忙碌却又如此契合。
那么，转折点在哪儿呢？
转折点在，她发现自己渐渐无法演奏大提琴了。于是她试探丈夫，如果她不拉大提琴了，那要怎么办？丈夫不明就里，回答的直白：“在舞台上你才是最耀眼最闪光的”。
敏感的心自此陷入绝望和死寂。于是她悲观的自弃，向姐姐姐夫提出违背伦理的要求，自我放纵。
寒冬里，她脱光了衣服，拿锋利的叶片割着皮肤，撕心裂肺的喊：“你们都不爱我。没有人爱我……”
因为一个男人的一句话，她否定了自己的全部。
怎能不悲凉。
于是理所当然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悲剧：姐妹之间的隔阂、爱人无法忍受她的乖戾、病情的恶化。
烟花的繁华只是一瞬，美丽却短暂。Jackie的一生，一如烟花，璀璨夺目，转瞬即逝。
然而，尽管很多人矫情的认为烟花寂寞，但事实却是，绚丽的焰火，总是对应着祥和的气氛和嘈杂的人群。盛开前万众期待，盛开后群情汹涌。
所以，她比烟花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