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關於文學作品改編的電視劇或者電影做詳細分析
文學是由來已久的藝術形式，它有許許多多的內容，而影視作為一種新興的藝術形式已經在人們生活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並且這兩者的聯系與未來的發展不容小覷。
當前，文學作品，不論古今中外，改編成影視作品已成了熱潮，在不乏好作品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問題。
本文根據兩者不同的藝術形式與特點作分析、討論，並提出一些看法和觀點。
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由來已久,無論東西方,在將優秀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藝術的過程中都不乏傑作。
本文圍繞文學作品的改編問題展開分析,就影視藝術與文學作品的傳播方式、電視作品與文學作品間的聯系與異同等進困螞行剖析,指出影視藝術與文學藝術在存在關聯的同時各有特點,若將兩者有機地結合,定會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影視藝術出現之前，藝術似乎都是間接呈現給大家的，除了戲劇藝術。
因此，藝術的傳播是相當緩慢的。
但是現在，電的發明和科技的日新月異，影視藝術的加入，大大改變了這種局面，自此，造型藝術如繪畫建築、雕塑、戲劇、戲曲等都因此而以各種形式互相結合，及時呈現在觀眾面前。
語言藝術也不例外，它也開始從虛無縹緲的世界中逐漸被帶到了我們的真實世界中了。
藝術也因此體現出了一種多元化的局面。
可以說，今天各種藝術之間相融合的現象的出現是必然的。
當今時代，文學傳播已不僅僅是在紙上閱讀，同時我們也已經不滿足單單文字帶來的愉悅了，電影作品帶給我們一波又一波的視覺沖擊，電視則已經走進了千家萬戶。
我們不得不承認，純粹的文字閱讀欣賞已經不再佔主流地位，盡管近年來我們不斷呼籲要重新培養閱讀的好習慣，但文學要更好地得到傳播與介紹，與此則影視結合似乎是最快最好的出路。
其實，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作品由來已久，從國外來講，有由《飄》改編的《亂世佳人》，由《簡·愛》改編的《簡·愛》。
其他諸如《基督山伯爵》、《巴黎聖母院》、《小婦人》等，數不勝數，不論是世界名著還是暢銷小說，好萊塢的製片人敏銳地看到了市場的需求量，而改編後的作品也通常比較成功，受到廣泛的關注與歡迎。
我國的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作品也不少，如早期的《城南舊事》、《林家鋪子》、《紅岩》，稍後的《紅樓夢》、《水滸傳》，等等四大名著，以及近期的作家作品如《紅粉》、《紅高粱》、《長恨歌》、《笑傲江湖》、《射鵰英雄傳》等。
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作品的好處是，普及這些古典及現當代的作品，使老百姓通過這些媒介更好地了解作品，在享受審美娛樂的同時也學到知識，提升全民素養。
這一點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在早期都得到很好的體現。
應該說在最近，人們幾乎是相當熱切地盼望和期待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作品的，可以這樣說，自從有了電影和電視這些媒介之後，首先提議將文學作品搬上熒幕以來，這股熱潮經久不衰，從有這種形式開始以來，一直到現在，從來沒有停息與消沉過。
就目前來看，無論是電視劇還是電影方面，在改編文學作品上，固然製作的嚴謹是必要的，但我認為還有一個相當關鍵的地方，就是編劇。
小說有四大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情，只要具備了這些條件，作家們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多很大，無論心理描寫，抑或時空轉換，只要入情入理、引人入勝，觀眾都願意買帳。
但是，電汪扒埋影和電視劇是屬於視覺的藝術，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畫面，聽到許多音響效果，但是，想像的空間是無限的，思維的跳躍不受任何限制，而拍攝需要的卻是一個接一個畫面的連接，有些在小說里可以用第三人稱來敘述的，影視卻很難向觀眾交代。
文學和影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就已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聯系，但它們畢竟是有獨立品格的兩回事，小說中人物的語言可以寫一整頁，心理描寫可以是一章甚至一本書，但是劇本要的是動作行為，語言要簡潔、生活化。
這中間的轉換就看編劇的功力了。
說到編劇，就要談談戲劇，我國的戲劇始於元代的雜劇，是說一段唱一段的，很多不容易表達的地方就用旁白的方式來解決，而西方的戲劇最初流行的則是三一律，限制就更大了，所以編劇們剛開始都是從戲劇開始的。
無論是中國的傳統戲劇還是西方的戲劇理論，都不能像小說那樣篇幅廣闊、想像自由，那麼，他們在進行影視改編時，就不得不受到限制，不是因為影視的屬性與小說不同，就是本身他們的專業局限也決定了改編的難度和風險。
有的導演避免讓作家將自己的小說改編成劇本，而是交給別人去改，原因一是作家對自己寫的小說總是偏愛，難以取捨；二是在小說中要說的話都說完了，改編時很難有新的發揮。
而就別人來說，這篇小說只是一個模型，提供一些思維的素材，發揮自己的想像，想怎麼添就怎麼添，刪起來也大刀闊斧，一點兒也不心痛。
再來談談電視作品與文學作品之間的聯系及異同。
文學作品有許多的種類，在此以小說為例展開分析。
我國傳統的小說是章回體的形式，其實說白了，就是變異地說故事，講究布局，注重可聽性，並且常在關鍵時刻收住，將玄機留到下一章再講，所以章回小說更適合以說書的方式來體現。
與其說是讀小說，不如說是聽人說小說，所以故事性是有了。
這種傳統的謀篇布局方法，固然條理清晰、脈絡分明，但是手法單一、流於俗套。
如《三言二拍》、《封神演義》，等等。
但是這一類的小說，卻很適合改編後搬上熒屏，因為在聽說故事這一點上，章回小說和電視劇相同的屬性。
電視劇是一項普及藝術，不論男女老少都可全民參與，而對於文化底蘊的要求並不高。
章回體小說的前身是說唱藝術，同時還有說書的成分在內，本身面向的就是各個階層的群眾，更多的是平民，非文人階層，即使後期發展，文人參與創作，在最初，小說也是不入流的文學形式。
到今天，文學形式雖不斷變更，它卻恰恰是最受歡迎、最容易普及和傳播的方式，這在本質上與電視藝術不謀而和、殊途同歸。
（中國古典小說採用說書場「說—聽」的傳播方式，適應聽眾的欣賞趣味而建立起一套特殊的敘事格局，那就是古典小說中貫穿始終的說書人的腔調，擬想中的「說—聽」的欣賞格局，以及於此相應的一系列敘事規則……種種敘事格局直接影響於電視劇敘事，構成電視劇敘事在敘事角度，敘事時間和敘事結構方面與傳統小說之間清晰而又多樣的審美傳承關系。
①）也因為這樣，我國的古典小說改編成電視作品，相對來說是比較成功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封神演義》、《三言二拍》、《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故事性強，情節連貫，條理清晰，脈絡分明。
所以當這些改編作品一搬上熒屏，就受到廣泛的歡迎和好評。
這些都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現象了，後期的觀眾已經不能僅僅滿足於這種比較簡單直觀的審美了，而編劇和製片人也敏銳地注意到了，所以改編的方向開始轉換。
小說的電視劇改編研究是我國電視劇發展過程中研究比較多的一個重要課題。
論文作者能夠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理論進行研究,有效地提高了本課題的研究深度,並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對小說的電視劇改編具有一定的價值,充分體現作者具有堅實寬廣的理論基礎和系統的專業知識藝術分為語言藝術、造型藝術、綜合藝術，其中綜合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戲劇戲曲，以及二十世紀新興的電影與電視藝術。
那麼文學當然是屬於語言藝術的范疇。
它是通過文字來塑造一系列的形象，傳達給讀者審美享受的，故而帶有更多的想像性。
文學是很奇妙的藝術，讀者通過閱讀，藉助貌似枯燥的文字，得到意想不到的藝術享受。
在這個世界裡，思維是可以任意遨遊的，換言之，這是一個烏托邦，審美的烏托邦。
文學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因為相比較，其他的藝術，都是由藝術家完成創作後呈現在觀眾面前，具有自身的存在性，觀眾只能根據這一藝術現象來進行審美享受及審美評價。
但是文學則不然，首先，作家在創造作品後，通過文字傳達給讀者，屬於一度創作，因為他的作品僅僅是一個個文字，並非具體的形象，然後讀者在閱讀中理解文字及作家所傳達的信息，這些書中描述的人物形象才慢慢在腦海中出現，因此文學是需要讀者的二度創作的。
讀者雖由人組成，但是文學的讀者並非一般的人就能擔任，是需要具備一定的鑒賞能力的人群組成的，這就是文字的魅力，正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文學的特殊性造就了它的獨特魅力，同樣的作品，在不同的讀者讀來，由於文化背景、人生經驗的差異，從而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和觀點。
如《紅樓夢》只有一部，曹雪芹嘔心瀝血也只造就了一個林黛玉，一個賈寶玉，但是每個讀者心裡卻各有自己的林妹妹和寶哥哥。
其實越是間接的表現形式，越能給人帶來無窮的想像空間，就造型藝術而言，好的繪畫作品固然巧奪天工，但是，它所畫的是馬就是馬，虎就是虎，不論觀賞者是什麼樣的文化背景和欣賞水平，他們所看到的都毫無例外的是同一事物。
戲劇的形象就更不用說了，但是文學藝術則截然不同。
所有的形象都是通過語言來描述的，所以一切都在讀者的意象中展開並完成。
這是我對語言藝術的一些理解。
再來說說影視藝術，這是一門新興產業，起源於十九世紀，但真正的發展是在二十世紀。
我們先來看看電影，電影的起源於1895年的法國，隨後傳到美國，在好萊塢這片土地上得到最大的發展和傳播，在二十世紀達到一個高峰。
中國電影始於1905年，也在四五十年代達到一個高峰。
電影藝術的表現形式是用長鏡頭和蒙太奇手法，它是用鏡頭來說話的，因此更多地講究視覺上的效果，尤其是早期的默片時代。
電影的發明給人類文明一個全新的沖擊，我們也因此而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審美時代。
電視藝術則更晚一些，應該說是目前所有的門類中的「小字輩」了，在我國大概開始於二十世紀中期（1958年）。
最早的形式類似於短劇，也有電視小說等。
電視與電影的表現上有相近之處，但又各有不同，電視是小屏幕、大范圍普及的傳播，它應該說是更側重於聽覺上的效果，更大眾性、廣泛性。
而觀看電影需要一定的場所與設備，對現場的要求更多些，相比之下，電視則不然，它幾乎是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的。
所以，接下來要討論的影視與文學關系，也有不同的觀點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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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運用符號學、敘事學、接受美學、闡釋學以及中國古典文論資源,將理論闡釋與個案分析相結合,對小說的電視劇改編從一個新的理論視角展開分析,並提出了一些富有個性的理論見解。
現在，偵探推理小說、驚悚懸念小說、都市財經小說都一一地推出展現給了觀眾，這中間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觀眾的審美能力與欣賞水平已經不斷地提高，再沿用以往的敘述方式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需求了；二是新型的小說形式其實並非專為拍攝成電視劇而撰寫，它們更適合的是案頭和枕邊閱讀，敘述方式不再按照常理出牌，多有倒敘、插敘、時空轉換，甚至還有意識流、內心獨白、旁白敘述等多種現代描述手法，而這些恰恰是不適合也不容易用電視手法呈現的。
因為當用比較傳統和直觀的攝像手法來展現作品時，在最起初是能夠滿足觀眾的審美需求的，但是人的視覺享受要求是無止境的，並且接觸得越多，審美的能力也就不斷地得到提高，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不能小看觀眾的欣賞水平和能力。
在這一點上文學就體現了它的優越性，因為文字的想像是無邊的，也許是早就讀過的作品，但是仍然可以再次閱讀，並且同樣也能得到審美享受。
而電視劇的視覺是固定了的，當然故事情節的曲折生動也可以吸引人，但是視覺的限制很快就讓人感覺到不滿足，這一點也是由於人的視野是如此的廣泛而不受限制決定的。
②「電影和電視的表現形式和小說根本不同，很難拿來比較。
電視的篇幅長，較易發揮；電影則受到更大限制。
再者，閱讀小說有一個作者和讀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過程，許多人讀同一部小說，腦中所出現的男女主角卻未必相同，因為在書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讀者自己的經歷、個性、情感和喜憎。
你會在心中把書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為一，而別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
電影和電視卻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觀眾沒有自由想像的餘地」。
而我國的電視藝術又正處於一個初始階段，那麼這種相對直接簡單的攝像畫面，久而久之就顯得呆板和無趣了。
當然，製片人也注意到了，選用了新型現代的文學作品來改編，而這種現象就更加明顯了。
舉例來講，最近內地非常熱門的金庸武俠小說的改編，從最初的《笑傲江湖》，幾乎是全民運動，不論報刊雜志還是網路媒體，抑或大街小巷的茶餘飯後，都相當熱切地關注著。
因為金庸小說幾乎已經遍布所有有華人的地方，小說包含的東西相當廣，地域上，東至桃花島，南到嶺南，西至大理雲南，北到 *** ，甚至還有北極風光；文化信息上，更是涉及醫學、飲食、琴棋書畫、岐黃之術、十八般武藝，讀者在閱讀的時候，能得到很大的滿足，可以說人在家中坐，思緒卻在不受限制的時空中遨遊。
這樣的作品，現在終於得到國內正統文化的認同，並將要搬上熒屏，可以想像，觀眾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當時最顯著的體現就是網路上網友們如浪潮般的一波又一波地掀起討論，提議角色的人選。
但是當這部作品千呼萬喚始出來時，大多數人都感到失望和不滿足，小說中細膩的人物內心描寫沒能展現，主角的人物形象氣質嚴重不符，挑剔的網友們甚至細致到對服飾、配音、場景布置都一一點評，提出的問題專業而犀利，讓那些專業的電視工作者都感到很難逃避。
的確，我們已經進入了網路時代，信息的傳達是如此快捷，所有的反饋都可以在第一時間里看到，而就在這時，我們才突然發現，我們的觀眾已經相當成熟了，我們一直反復提倡和要求提高全民素質，已不知不覺中在完成了，而電視工作者們低估了觀眾的欣賞水平。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電視藝術的水平已經不夠先進，我們現在需要擔憂的不是提升全民素養，而是電視工作者的專業水平與文化修養了。
但是目前主要的根源就在於此，盡管一系列的金庸小說改編已成雞肋，觀眾也已對此幾乎完全放棄，但是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仍在推出，最近重拍的《紅樓夢》又掀起熱潮，人們紛紛質疑，它能超越87版的經典嗎？為什麼會這樣？難道單單是因為文學作品改編太多，觀眾欣賞水平提高，眼光也挑剔了？我覺得不盡然，更主要的問題是電視藝術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許多弊端，大家忽然都發現，這是一個成名與獲得名譽的好路徑。
當年的六年出一部《西遊記》，三年成就一部《紅樓夢》，如今已不復存在了，更多的是幾個月的速成品，臨時組就的演職員班底，粗製濫造的後期製作。
俗語說得好，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若想把觀眾當傻子，最後倒霉的可是你自己。
其實從改編作品上已經可見文化現狀的一斑了，現在看似繁榮、人才輩出，各種題材不斷涌現，不論是在影視界還是文學界，其實質都是一片浮華與喧囂，炒作，跟風，什麼都有，獨獨缺的就是沉澱與積累，就藝術而言，不論什麼形式，要出好的作品，沒有人生的經驗與積累，沒有反復的推敲與斟酌，怎麼可能鑄就出傳世之作？但是現在，快餐文化、垃圾製作……充斥我們的周圍，使我們不得不對電視劇的前途感到擔憂，而這種現象又是全社會存在的，要改變，談何容易。
但至少，我們已經知道它的根源，各個階層也在不斷地呼籲改善電視藝術團體素質。
其實電視這種新興藝術，從最初的萌芽到蓬勃發展，中間不可能不出現問題和偏差，重要的是，能夠發現、自省，並不斷完善改進。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螺旋型的，所以電視藝術也不例外，重要的是在這個浮華的貌似 *** 的實則低回的階段，能不斷總結，發現問題，並改進，接下來的必將是真正的春天。
要解決根本的問題，就要強化電視工作隊伍，加大力度肅清不良因素，完善各種制度。
對這支隊伍進行高標准要求，提出必要的限制。
文學與影視、戲劇是不同的藝術形式——如何轉換，成為再創作者不得不面對的困難。
「張潔老師的《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在書店裡被放在『散文』書架上。
我如何不讓這部作品裡的力度與情感散落，又讓它適合電影的表現形式，是比較艱難的創作。」青年導演馬儷文結合自身的創作經歷說，「往往與原作貼得比較近的，創作上會比較成功，因為原作已經在一個水準之上。」「小說有的部分情節弱，而電視劇主要靠情節，這就需要改編時填充情節。」導演田沁鑫說，「小說用描寫來展示人物心理，而電視劇就得改成用對白或情節展示人物內心；小說用10頁來展示環境，電視劇用一個一分鍾的鏡頭就把這些交代清楚了。
處理好兩種形式間的關系，是改編中的主要工作。」
文學藝術本是同根同源，莫道是他的繁榮與普及，奪走了我的讀者；也莫說是我的藝術質地優越於他的大眾性而輕睨他人——不如彼此滋養，成為彼此新的翅膀與能量；不如彼此開掘，滋養同根之樹，結出更多更有營養的果實，這是雙贏或多贏的合作。
「影視或戲劇可以說是小說的廣告，無論是影視的版權，還是小說自身發行量的提高，都提高作者和出版社的經濟效益。
同時，在提倡原創性的今天，跨越不同藝術門類的創作，將有助於新元素的誕生。」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電視畢竟是一種普及的娛樂傳播工具，它的傳播屬性可能更強些，那麼在藝術性上面就難免存在限制，攝影手法處理也好，音效畫質上更是局限，這一點與電影是沒辦法比較的，因為這兩者的屬性不同。
所以，有些文學作品適合改編成電視劇，如《水滸傳》、《三國演義》，有些則非常不容易。
盡管當前電影市場不夠景氣，大眾反映票價過高，也有更多的人選擇在家看電視，但是電影的魅力始終是獨特而又常存的。
有人認為，文學和影視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千萬不要根據一本書去看一部影片，反之亦然，閱讀是不可替代的，文學有可能憑影視擴大影響，但它要冒被扭曲的風險，想品原汁原味，還要讀原作，影視只是嚴肅文學的通俗讀本。
讓我們來看看作家們對此的看法：「我的原作與劇本改編有很大的分歧，他們改得太匆忙，沒有和我認真磋商。
當然改編可以豐富原有的情節，但要看是否符合原著精神。
我的原著精神是對人間真愛的頌揚，相當於『正劇』，那是作者確立和倡揚的東西，而劇本卻改成了悲劇。
悲劇是揭露和撕碎，是失望和破滅。
劇本與原小說完全不同，造成了與目前大多數影視作品的重復和趨同。」⑤好看好讀好懂的作品，自然會成為影視改編的熱點，但也有許多優秀作品，確實無法改編為影視，即使改了也很難成功。
確實，改編得好不是作家的成績，改編得不好責任也不在作家，影視其實是對作品用一種解讀代替、抹殺千萬種不同的解讀，從這種意義上講，文學是活的，影視卻是死的。
從一部文學作品到一部影視作品，是一個浩大的工程。
其中的方方面面，比如節奏、結構、情調、沖突……也都是改編的重要部分。
每一部具體的作品，可能面臨的問題完全不同，有的小說故事沖突強烈、人物精彩、曲折跌宕，也有的小說充斥著情緒、描寫，和不知所雲的回憶。
其中的訣竅和解決的方法，並非只有所謂單一的解決方法。
文學作品改編為影視，對作家來說應是一件大好事。
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億萬人在看由你的作品演繹成的電影、電視，這與幾千、幾萬讀者讀你的書，那種影響是無法相比的，作家和導演聯姻，小說和影視結緣，會大大促進文學創作。
兩者若是相輔相成，必然能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一番。
2. 電影對戲劇的發展有哪些促進作用
電影發姿銀仔展對戲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總的來說電影經歷了六個階段：技術時期、蒙太奇出現、有聲電影、彩色電影、跡汪電影流派和電影主義、現當代電影。電影正在從一個人的比喻中脫離，科學技術、社會形態的推進，使得電影不再以正常的邏輯發展。
這種電影的發明者弗萊德·華勒（1954年故世）在放映時採用凹三面銀幕和立體音響，就如阿貝爾·岡斯和機械師德布里於1927年和1935年在巴黎兩次放映《拿破崙》時所用的方法那樣。1940年華爾特·迪斯尼在美國幾個城市裡放映他的影片《幻想曲》。
(2)電影是對戲劇經典作品的顛覆還是挖掘論文擴展閱讀：
電影創新：
立體放映早搏正在電影發明之前就已出現。1868年，亨利·達爾梅達就曾用紅綠兩種光線把畫面重復投射到銀幕上，觀眾可以透過一種紅綠雙色的鏡片把兩個畫面混合成黑白立體形象。這種方法日後被稱為「雙色立體放映法」（Anaglyphe），曾在1935年前後被路易·盧米埃爾及美國的米高梅公司用來放映短片。
「雙色立體放映法」的缺點是使人們不能看到彩色，所以（尤其在德國）有人用兩片無色的偏鏡片（Polarlides）來代替原先的紅綠鏡片，使光線從左邊或右邊偏離分散。
3. 求一篇影視表演的論文。
四、 必要的修養
通過上面的講解，相信大家會有這樣一個認識：對一部影片的劇作分析必須建立在一定的修養之上。
首先，你必須有相當的看片量。一個人如果加起來總共沒看過幾部影片，就無法展開一部影片與其它影片的比較並對這部影片做出正確的分析了。保證一定的看片量才能了解最新的和全面的電影創作動態和現象，也才能將一部影片放置在大的創作背景和環境下來考察。例如一篇分析《沙鷗》的文章這樣說：
「盡管《沙鷗》這部影片在今天的觀眾眼中看來各個方面都顯得幼稚了，但它在中國電影史上佔有特殊位置是必須肯定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國第四代電影導演的發端之作，是書寫在銀幕上的宣言。因此，當我們立足於今天對這部影片進行評論的時候，考證它對中國電影的發展所起到的作用就比單純分析它的創作技巧重要得多了。
「『四人幫』粉碎以後的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０年，中國電影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創作春潮。其中，《小花》、《小街》、《苦惱人的笑》、《生活的顫音》等等一批中年導演的作品尤為引人注目。然而在熱熱鬧鬧的創作中，中國的電影人卻驚訝地發現，正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由於十年動亂的耽誤，中國電影已經與世界電影拉開了距離。盡管這些中年導演從外國優秀影片中學習借鑒了很多對於當時的中國電影說來還很新鮮的表現手法，例如變焦鏡頭的運用、時空交錯式的結構、畫外音、高速鏡頭、通俗唱法的主題歌、旋轉鏡頭、女跑男追……等等，但是漸漸地他們就感覺到盲目地從外國電影中拿來一些皮毛無法解決中國電影亟待解決的兩大問題：一個是被觀眾普遍指責的『不真實』，一個便是電影語言的落後。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影壇的兩個年紀已不太年輕的新人——張暖忻、李陀夫婦在《電影藝術》雜志上發表了題為《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一文。作者以慷慨激昂的語調呼籲國內同行向外國電影學習，加快中國的電影語言現代化的步伐。盡管今天看來，這篇文章對外國電影具體手法的羅列過於瑣碎和表面化，缺少系統扎實的理論體系作為基礎，但作者的熱情和直率還是在那個特定的背景下激起了中國影壇的軒然大波。這篇文章被後來的人們看作是第四代中國電影導演的宣言，而文章的作者就是《沙鷗》這部影片的編導者。」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把握《沙鷗》劇作特點的時候並沒有就《沙鷗》論《沙鷗》，而是把這部影片放在了一個大的創作背景中考察，這就使文章作者得以沉浸在劇作手法的具體細節里反而「不識廬山真面目」。由此可見一個全面客觀的劇作分析應該建立在對電影創作發展和現狀的全面了解和全盤把握上，這就要求作者隨時關注電影創作的現實和動向。
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作好一部影片的劇作分析沒有相應的劇作理論准備也是不行的。我們來看看上面引述過的分析《沙鷗》的文章中的一個段落：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曾經制定過戲劇必須恪守的規律，他說：『有人認為，情節之統一，出於只寫一個人物，其實不然。因為一人的遭遇可能很多，甚或無數可計，其中有些無法統一；同樣，一人的行為可能甚多，其中有些不能構成一件行為。』據此，他認定，只提寫『一個人』是不能保證情節完整性的，必須提『一件事』。中國清代戲劇家李漁持有同樣的觀點：『後人作傳奇，但知為一人而作，不知為一事而作。盡此一人所行之事，逐節鋪陳，又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則可，謂之全本，則為斷線之珠，無梁之屋。』可是《沙鷗》要打破的偏偏就是這條戒律。在影片中，沙鷗的行為雖然依舊是統一的——努力奮斗，奪取金牌，但是影片卻沒有拘囿於一個單一事件。也許，作者可以把時空和情節框定在最後一次出國比賽上，然後再依據亞里士多德的法則有層次地展開這個事件。但是這似乎不合《沙鷗》作者的意，他們更關注的就是沙鷗這個人，關注她的人生經歷和內心情感。而在全片之中，構成情節綱索的不是一件具體的事件，而是沙鷗人生中一段漫長而艱難的歷程。在這段歷程中發生了大大小小很多的事件，例如『吃牛肉』、『看病』、『出國比賽』、『參加婚禮』、『失去男友』、『癱瘓』、『當教練』……所有這些小小的事件就象珍珠一樣構成了情節項鏈，而將它們串結在一起的則是沙鷗那漫長的人生歷程線。這樣的做法固然似乎不如以一樁激烈的外部事件為情節主線來得熱鬧，但卻更加貼近生活，更加使人關注人物性格的發展和深刻的生活內涵。比起今天的影片，也許這養的嘗試算不得什麼，但比起傳統的中國電影，也許它還真就有些『生活流』的味道了。」
在這個分析段落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劇作理論的充分了解。唯其如此，他才能頭頭是道地對這部影片的情節特點進行分析，從而指出它在情節和結構方面對傳統的突破。所以，有志於提高自己對一部影片劇作的分析能力的朋友一定要花一些功夫來全面地學習包括戲劇劇作理論在內的劇作理論。
五、 教材和參考資料
有的朋友會問：「電影評論和您說的電影劇作分析有什麼不同？」其實在對一部影片進行評價褒貶方面是一樣的，不同的是影片分析不僅要指出這部影片哪些地方處理得好，而哪些地方處理得不好，還要進一步分析出出現這些情況的原因所在。所以，多讀通常發表在雜志上的影評對學習影片分析的技巧是會有好處的。但我們如果不滿足於對一部影片的表面現象說長道短，就應該深入地閱讀和學習一些必要的劇作理論著作。現在，我就向朋友們推薦一些初級的讀物：
1、亞里士多德《詩學》：這是本劇作經典理論。今天的很多電影劇作理論和電影創作現象都可以尋本朔源到這一著作中，因此為學習劇作理論者不可不讀的一本書；
2、李漁《閑情偶寄》中的「詞曲部」：雖然這是中國較早的（晚清）劇作理論著作，但它卻十分英明地總結出了傳統戲劇創作的所有重要的規律，因此被制定為北京電影學院學生的必讀書目；
3、夏衍《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不要小看這本薄薄的小書，它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電影創作的影響力是不可低估的，它是長久以來普及中國電影教育的基礎教材，通俗易懂並富有實踐性；
4. 電影理論的本體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勃興使電影理論空氣為之一變。以法國的A.巴贊和美國的S.克拉考爾為代表的紀錄派理論從50年代起取得了堪與蒙太奇理論相頡頏的地位。
巴贊首先是一位影評家，但他的影評文章超出了實踐的性質，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他留下的大量電影論文被編選成 4卷集《電影是什麼？》。
巴贊的電影影像本體論和長鏡頭理論（或稱場面調度理論），是他的理論體系的基礎和核心。
電影本體論力求證明電影的「本體」實質，電影和存在、電影和現實的聯系。持有本體論觀點的重要代表人物除巴贊和克拉考爾外，還有美國的O.帕諾夫斯基和S.卡維爾等，但其中以巴贊和克拉考爾的理論體系為最完整、最有影響。
巴贊認為，電影本質上是「真實的藝術」。他在選集的序言中指出：「我們必將從照相影像開始，它是最後的綜合體的基本元素，然後以此為起點，簡略地提出一種關於電影語言的（哪怕算不上理論，也至少是）分析，其立論基礎是假定它具有內在的真實性。」
巴贊論證說，照相術的發明使人類長期以來企圖創造出一個符合現實原貌、而時間上獨立自存的理想世界的願望得到了實現。因此,從繪畫過渡到照相術時,最本質的現象是心理因素，它完全滿足了把人排除在外、單靠機械的復制來製造幻象的願望；人們終於獲得了一門「有了不讓人介入的特權」的藝術。以照相術為基礎的「電影這個概念與完整無缺地再現現實是等同的，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再現一個聲音、色彩、立體感等一應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
巴贊從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中找到本體論理論的最好實踐例證，指出藝術家真實地再現現實並不等於放棄自己的創造任務。因為傳達關於人和社會的實況並不比傳達主觀視像更容易些：「藝術中的『寫實主義』形式向來都首先是具有深刻『審美意義』的形式。……在藝術中，現實如同想像一樣，是藝術家獨有的財富，而把現實的具體內容體現在文學或電影作品之中，並不比體現想像的最離奇的夢幻更容易些。」
在電影本體論的基礎上，巴贊構築起他的長鏡頭理論大廈。這一理論的兩個中心論點是：①反對蒙太奇至上論。②強調現實的多義性。
巴贊激烈地反對愛森斯坦等人的蒙太奇理論。他指出,電影從蒙太奇開始才成為一門藝術的名言,曾暫時起過積極作用，但它的效能已經發揮殆盡。蒙太奇是文學性的和最反電影的手段。電影的特性就其純粹狀態而言，相反地正在於攝影上嚴格遵守空間的統一性。但是他並不絕對反對使用蒙太奇，而認為蒙太奇在電影中只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是必要的：創造必要的不真實性。這是因為電影的一部分功能是使觀眾享受幻想的樂趣，如果太真實，就完全排除了幻覺。因此，他覺得可以提出下述原則作為美學的規律：在必須同時表現動作中兩個或若干因素才能闡明一個事件的實質的情況下，運用蒙太奇是不能容許的；一旦動作的意義不再取決於形體上的接近，運用蒙太奇的權利便告恢復。巴贊的蒙太奇界限論是以現實的多義性為依據的。他指出，現實是多義的，而蒙太奇從根本上反對多義性，這是由它的本性決定的。
巴贊強調現實的多義性是為了要求影片創作者通過選擇來突出事件的含義。他認為，電影敘事單元不是鏡頭，而是事件，這是具體現實的片斷，而現實本身是多面的、多義的，一個事件的確切含義是在悟出它與另一些事件之間的聯系後才能逆推出來。他還認為，雖然電影確實大抵只能從外部把握它的對象，但是它有千百種手段去處理客體的表象,能清除所有模糊的含義,使事物表象成為反映一種單一的內心現實的符號；銀幕形像存在的前提是情感與情感的外部表現之間具有必要的、明確的因果關系。
巴贊認為，從多義的現實事物中「悟出」其「確切的含義」的人，應當是觀眾。而要做到這一點，觀眾在看電影時就必須對畫面的內容有選擇的權利。只有不被剪斷的景深鏡頭才能給予觀眾這一權利。巴贊以O.威爾斯的影片為例，指出，這位導演在《公民凱恩》里用景深鏡頭來刺激觀眾，這種技巧迫使觀眾去使用他們自由的注意力，同時也使他們覺察到事實的多重矛盾，這就使其景深鏡頭具有三重的真實，即本體論的真實、戲劇的真實和心理的真實。他稱贊《安倍遜大族》，認為其鏡頭段落絕不是僅僅消極地拍下同一場景中的動作，它拒絕分割事件，拒絕按空間分解劇情發生的地點，這是一種積極的手法，其效果比經典的分鏡頭可能產生的效果更要好得多。
S.克拉考爾是另一位原為德籍的美國電影學者。他採納了巴贊的理論前提，根據自己40多年的「觀影經驗」，寫出了《電影的本性》(1960)，把紀錄派理論發揮到了極至。
克拉考爾說，他的電影理論是一種「實體的美學」，而不是形式的美學。他關心的是內容。他的立論基礎是：「電影按其本性來說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樣，跟我們的周圍世界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近親性。當影片紀錄和揭示物質現實時，它才成為名副其實的影片。」
和巴贊一樣，克拉考爾也拋開了傳統的藝術觀念來看待電影，但比巴贊走得更遠。他斷言說，傳統藝術觀念「並不、也不能適用於真正『電影化』的影片」，因為傳統的藝術是「從上層到基礎」，即從思想意圖出發來消化物質現實材料，而唯獨電影是「從基礎到上層」，即從對物質現實的如實反映開始，最後走向某個問題或信念。因此，「如果電影是一門藝術，那麼它便是一門不同於尋常的藝術」，「是唯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藝術。」
克拉考爾的理論目的是通過對各類電影的審查，找出一條最符合電影本性的發展電影的路線為此,他詳盡地分析了電影的材料與方法，摒斥了一切「非電影化」的形式和內容。樹立起他的「電影化的」標准，最後在人類活動的總的背景上論證了電影的規律和可能性。
克拉考爾用「物質現實的復原」來概括他的「電影化」的概念。為了達到「復原」的目的，他只允許電影發揮「紀錄」和「揭示」兩種功能，而排斥一切經過藝術家設計的、有明確思想意圖的、在故事結構上有頭有尾的影片。即使是純視聽形式的實驗影片也在受排斥之列，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影片固然傾向於避免講述故事，但它們在這樣做時卻很少考慮電影手段的近親性，忽視攝影機面前的現實；它們廢除了故事的原則，只是為了樹立藝術的原則，在這次「革命」中也許藝術得到了好處。電影則一無所得。
在克拉考爾看來，最「電影化」的形式和內容是「找到的故事和插曲」。所謂「找到的故事」有3個特徵:①它是被發現的，而不是被構想出來的；②它是自然素材的一個重要的潛在元素，很少有可能發展成一個獨立自在的整體；③它能再現出我們周圍世界中一些典型的偶然事件，使其通過攝影機的揭示而從生活流中實現出來，繼而又消失在生活流中。
克拉考爾深深意識到，他給電影規定的嚴格的價值標准必然會遭到反駁，因為他對一切「非電影化」的題材的排斥，除了依靠他自己對電影的獨特信念和熱情外，無法在電影理論范圍內找到任何根據。於是他便轉而在人類思想和活動的變遷這一更為廣闊的背景中論證他的電影功能論。克拉考爾認為，看電影的意義在於使現代人有可能經驗物質現實，把注意力從內心世界轉移到生活的外部現象上來。現代人非常需要這個「轉移」，因為他們患了「思想空虛症」和「認識抽象症」。他認為，人的內心世界和外部現實之間的關系在過去3或4個世紀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有兩個變化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是共同的信仰漸失人心，一是科學的威信穩定上升。由於現代人不再有共同的信仰，他們對理性的作用發生了懷疑，趨向於反理性主義；另一方面，科學的發達導致人們「把現實現象數學化」，把事物的具體的物質內容化為抽象的認識。這兩者最後使觀代人成為對觀實漠不關心的「孤獨的人群」。唯有電影才有可能幫助人們「通過攝影機來經驗這個世界」，使它從冬眠狀態中、從虛假的不存在狀態中徹底恢復活力。
J．米特里 在對電影進行整體性研究的最新一位代表人物是法國的電影教授 J．米特里。他的兩卷本著作《電影的美學和心理學》出版於1963年。其中廣泛地論述了50年來電影理論所涉及的一切問題，評述了多種不同的論點，有明顯的綜合性質。根據法國電影研究家C.麥茨的概括，米特里在他的著作中主要論述了10大問題：①現代電影；②主觀鏡頭；③電影中的有聲語言；④電影音樂；⑤電影中的彩色；⑥純「視聽」影片；⑦電影對戲劇程式的逐漸擯棄；⑧電影與戲劇；⑨電影與小說；⑩隱喻、象徵、語言。
米特里的綜合性理論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對以愛森斯坦為代表的蒙太奇理論和以巴贊為代表的本體論理論進行批判性的調和。他對影片作了歷史性分類，即「蒙太奇」影片和「時空連續拍攝」影片，認為這是電影表現手段的兩大形態，但不是水火難容的。指出這兩種美學的對立只是強調了在電影手法上存在著兩種形式的差別。一種形式在電影中相當於詩的語言，另一種形式相當於小說的語言。顯然，兩者遵循的原則是不同的。不論小說家要說什麼，總是躲在主人公身後，隱藏在表面的真實性之後，他的一切努力就是旨在創造或再創造這種真實性。詩人則不然，他直接表達思想，他和事實一起，而不只是通過事實來說話。米特里更傾向於蒙太奇理論。他說：「我們首先要反對一種傾向，這種傾向為了捕捉住『真正』的現實，想把電影變成一種純粹紀實的手段,一種紀錄行為的機器。在一定程度上,電影是紀實的,但幸而它並不完全如此,因為它存在的條件絕對不讓它這樣。當電影純粹紀實時，它必然損害藝術。」他批評巴贊在反對蒙太奇理論時「似乎總是選擇壞影片中一些表現手法加以攻擊和貶斥」，「這種做法導致他把表現方法的應用不當歸罪??需的。但他反對「把蒙太奇效果視為電影表現形式的核心。」「把它視為一般美學的基礎，而不是僅僅把它當作表達個人風格的手段」。他指責了愛森斯坦早期著作中的「雜耍蒙太奇」理論，強烈反對把蒙太奇手法同語言進行類比。他認為電影中的每一個抽象意義都必須植根於我們的真實感覺，想要利用蒙太奇來擔負語言的工作以傳達抽象的概念，那是對電影媒介的誤用。為此，他詳細列出了各種不同的蒙太奇，指出哪些是合適的，哪些是有違於電影的本質的。
電影理論中的結構主義－符號學電影理論的最新發展形態是結構主義－符號學的電影研究。這種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興?麥茨認為,在米特里之後,電影理論應當進入「第二時期」，從全面的、概括性的研究轉入精確的、科學性的局部的研究，即建立結構主義－符號學電影理論。
在電影研究中把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相提並論，一是因為，一些結構主義者，如麥茨、 P.沃倫、 B.尼柯斯、U.艾柯和克莉思托娃等，本人就是符號學家，他們的工作主要就是對電影作符號式的分析；二是因為一般性的符號學研究中往往摻雜一些結構主義哲學的因素。
結構主義-符號學電影理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電影作一般的理論研究,力圖給電影建立科學的基礎;二是運用這個科學對具體影片進行結構主義式的「讀解」分析。麥茨的著作《論電影中意義的顯現》(卷1,1968；卷2,1972)和《語言和電影》(1971)等是最有代表性的。
麥茨把電影研究分為兩種,一是廣義的電影研究,這包括電影和其他活動之間的關系、可能產生的所有問題，如技術、工業組織、電影檢查、觀眾反應、明星崇拜等。廣義的電影是社會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物理、化學的研究對象。二是狹義的電影研究，僅指電影本身，不涉及影片製作的復雜程序和電影引起的種種現象。結構主義－符號學電影理論即只限於對電影動力的內在研究,是一種「尋求意義的科學」,即研究電影如何將其內含的意義傳達給觀眾，並為這種傳達制定一個清楚的模式，找出構成電影經驗的規律。
麥茨認為，電影的核心是「意義的顯現」，即「經由符號系統來理解影片所傳達的信息的人為過程」。電影的「意義的顯現」的特性決定於電影的獨特的「表現材料」。它既非現實本身，也非蒙太奇，而是「 5個材料頻道」：①多樣的活動攝影影像；②我們在銀幕之外看到的一切文字資料;③錄下的語言；④錄下的音樂;⑤錄下的噪音和音響效果。電影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任務就是分析這些「材料頻道」的「混合的意義」。
麥茨反對把電影說成一種語言，他否認電影有任何「文法」可言，但他贊成用語言學的原理來研究電影，並採用了一系列語言學的術語，如「符碼」、「信息」、「系統」、「符體」、「並列組合」等，其中最關鍵的術語是「符碼」,它是符號學的主要研究手段所謂「符碼」並不存在於電影中，它是信息據以傳達的邏輯關系，是符號學者研究了一系列影片後將影片中起作用的規則加以歸納整理編造而成的。所以「符碼」是「表現材料」發生意義、發出信息的邏輯形式。符號學就是根據編出的「符碼」（表演、燈光、走位、攝影機運動）還原影片中的信息的。
麥茨認為「符碼」有 3個基本特性：一是「獨特程度」,如「平行蒙太奇」是電影的獨特「符碼」,為其他藝術所不可能有。二是「不同的普遍性層次」，如全景鏡頭屬最普遍層次，但西部片中的牛仔褲、西部景物屬特殊層次。三是「會下降為次符碼」。「次符碼」是對「符碼」的一種用法。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影片里，「獨特符碼」和「普遍符碼」都會有不同的用法。根據這一解釋,電影結構主義-符號學作為一般性理論研究就要分析每個「符碼」的「獨特程度」、「普遍程度」和「符碼」間的相互作用；當用於對具體影片的「讀解」分析時，則要指出無數「符碼」在作品中系統地安排和交結的情況。因此,麥茨說:「電影是所有符碼加上其次符碼的總和」，這個「總和」能從電影的「表現材料」中製造出「意義的顯現」，電影理論就是贊成某些「符碼」而反對其他「符碼」的「檢查制度」。而電影史就是由過去採用過的「次符碼」組成的。
5. 中國電影藝術的思想
中國電影理論
電影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是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發明的產物；但電影藝術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還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約。因此，電影理論無論就其研究對象還是就其本身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關聯，這就使得中國電影理論形成了自身的傳統和歷史。這一傳統和歷史有以下3個特點：
①中國是一個注重實踐的民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帶上了一種實用理性精神。實用理性精神的影響使中國的電影理論不是發展成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學，而是形成一種和批評實踐與技巧總結理論相結合的實用美學。
②中國人倫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學藝術中形成了「文以載道」 的思想傳統。這使中國電影理論相對注重電影功能的研究,並且不是停留於抽象的載道功能,而是和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結合起來，成為一種以社會功能為核心的電影本體論。並具體演化為對電影和時代、電影和社會、電影和人民、電影和政治等一系列關系的研究。
③中國傳統的理論思維方式側重於直觀整體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國電影理論在對電影基本結構的研究上側重於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鏡頭水平的研究。劇作是中國電影理論本體論的基本出發點。正是在這一水平上，中國傳統的電影理論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戲」 。這一概念強調電影的戲劇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戲」 的手段。
早期中國電影理論早期中國電影理論的產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電影刊物《影戲雜志》創刊為標志：當時許多有影響的電影創作人員都曾在上面闡述過自己對電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戲學》(1924)和侯曜的《影戲劇本作法》(1926)是中國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專著。由於早期電影創作和文明戲的密切關系，人們在理論上也強調電影和戲劇的聯系。周劍雲說：「影戲是不開口的戲，是有色無聲的戲，是用攝影機照下來的戲。」 侯曜說：「影戲是戲劇的一種，凡戲劇所有的價值它都具備。」 有的人即使承認電影藝術在形式上有獨特性,但仍認為就其本性來說它是戲劇。徐卓呆說:「影戲雖是一種獨立的興行物，然而從表現的藝術看來，無論如何總是戲劇。」
中國早期的影戲理論不強調電影對現實的紀錄和復制功能，而強調通過影片故事對作者人生態度的主觀表現和對社會的教化作用。鄭正秋的「戲劇者，社會教育之實驗場,優伶者,社會教育之良師」 的主張，洪深的要求影戲「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為主旨」 的聲明，在當時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戲理論注重對電影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認為「電影的劇本是電影的靈魂」 。人們在這一前提下，對電影劇作的選材、結構、沖突、高潮、語言等不同方面進行了理論探索，要求劇情曲折有趣、耐人尋味，要求保證敘事的「調和」 、「流暢」 。和情節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種「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電影理論探討中，除了占據主導地位的「影戲」 理論，還有一些其他主張。例如史東山等人注重電影與美術的聯系，強調電影的「視覺美」 和「形式美」 ;田漢則認為電影應「以純真之態度,借膠片宣洩吾民深切之苦悶」 。但這些理論的影響都不及「影戲」 理論深遠。
1933年，由夏衍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他們在參加編劇創作的同時，亦著手建立新的電影理論批評工作。他們從革命的功利目的出發，要求電影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輿論工具。他們闡述了電影與時代的關系、電影的階段性等問題，亦涉及了主題與題材、形式與內容、真實性與傾向性等廣泛的文藝理論問題。這些主張超越了抽象的「為人生」 和「教化社會」 ，而把電影放到更廣闊、更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奠定了中國電影理論進步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的基礎。另外，對蘇聯電影理論的介紹也給中國電影理論帶來了新鮮血液。這種介紹是從1928年洪深翻譯С.□.愛森斯坦等人關於有聲電影未來的宣言開始的。1930年,劉吶鷗撰文介紹蘇聯的蒙太奇學派和電影眼睛派、歐洲的先鋒派等理論觀點。在這些理論中,最為中國影人所熟悉和樂於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敘事蒙太奇理論。他的《電影腳本論》、《電影導演論》、《電影表演論》等先後被夏衍、鄭伯奇、陳鯉庭等人譯出,影響廣泛。洪深此時則撰寫了《電影術語辭典》、《電影戲劇的編劇方法》、《電影戲劇表演術》等專著和論文，其他人亦有《電影導演論》、《電影攝影論》等相繼問世。
抗戰爆發後，理論上的活躍局面漸趨沉寂。40年代電影理論的最主要收獲，是陳鯉庭編著的《電影軌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論譯介和探索基礎上出現的一部比較系統的電影藝術形式和技巧理論專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從影像和鏡頭的具體因素出發逐漸過渡到對電影的綜合把握，為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他指出,電影「在技術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徵」 ,而在藝術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寫真」 的狀態，「正是在這種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著電影藝術家的表現手法和藝術」 。他從自然對象與銀幕映像之間的差異入手，分析了電影表現的性能及運用方法。
中國電影理論的演變1949年後，研究電影如何貫徹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總方針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理論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中間，曾產生過不重視藝術規律、過分強調電影直接為當時政治運動服務的偏向。對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
盡管如此，中國的電影理論仍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進展。在電影特性和技巧理論的研究上，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是史東山的《電影藝術在表現形式上的幾個特點》(1954)和張駿祥的《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1959)兩本專著。史東山從分析小說、戲劇和電影的異同入手，一方面強調「注意電影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整場整景的結構形態，以及場與場、景與景之間的結構形態，而不被分鏡頭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電影視像的具像性和小說描寫的相對抽象性作對比，強調電影「直感直覺」 的視覺藝術性質。把電影的故事敘述和影像表達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張駿祥針對當時電影創作中存在的不重視和不熟悉電影特性的問題，著重從藝術技巧角度對電影藝術特性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歸納和論述。他闡述了電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時空可跳躍的優點與它「一次過」 及畫面視野局限等缺點，指出正是這些優缺點相反相成，互相制約，構成了其藝術形式的特性，即「鮮明的動作性」 、「結構上的簡捷鮮明」 、「依賴視覺形像，依賴造型表現力」 、「要求在生活邏輯之外對蒙太奇邏輯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則。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潛的《電影編導簡論》(1949)和顧仲□的《電影藝術概論》(1950)也是這一方面的專著。
電影劇作理論的研究是中國電影理論中一個很受重視而且富有成就的領域。這首推夏衍在1959年發表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夏衍根據自己豐富的電影創作經驗，詳細闡述了自己對電影劇作規律的認識。他特別強調電影創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電影「准確、鮮明、生動」 地「訴之於觀眾的直覺和聯想」 。他很重視電影創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決定了體裁、結構」 ，認為「電影和戲劇一樣需要戲劇性和人物性格的鮮明性」 。因此他特別強調戲劇或情節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對電影劇作結構和技巧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以傳統文藝中「剪頭緒」 、「密針線」 等許多經驗豐富自己的劇作理論。另外,陳荒煤的《關於電影文學劇本的特徵》(1956)、柯靈的《關於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視覺形像的創造》
(1955)和《電影文學三講》(1958)、袁文殊的《電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節》、於敏的《本末——文學創作的共同性和電影文學的特殊性》等論文和專著也都對這一領域內的藝術規律進行了積極和富有價值的歸納和總結。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電影道路這一新的課題在理論上引起了重視。袁文殊、羅藝軍在《主題、真實性、傳統》(1962)一文中把「向傳統學習」 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提出。他們闡述了電影藝術「具有向民族傳統學習的極其廣闊的可能性」 ，認為這是電影藝術「進一步提高質量的關鍵之一」 。他們主張「電影藝術向民族傳統學習，主要是向傳統的姐妹藝術學習」 ，認為這種學習包括創作方法和具體的藝術技巧等不同的層次。徐昌霖的《向傳統藝術探勝求寶——電影民族形式問題學習筆記》以及韓尚義的《環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論形式美》等文章，分別從敘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討了電影創作中如何對傳統的敘事藝術（特別是說唱藝術）、傳統美術和畫論的經驗進行借鑒的問題。
1963年，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二卷）出版，這是中國電影史研究的開拓性工作，它也從一個側面為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幫助。
總之，新中國的電影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也存在嚴重的形而上學傾向，出現了創作道路的狹隘、構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周恩來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兩次就電影工作講了話，強調解放思想和尊重藝術規律。1962年，瞿白音發表《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提出了「去陳言」 、「創一代之新」 的主張。這篇文章不僅要求在思想內容方面沖破禁區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藝術思想上革新的主張。他把「陳言」 歸結為主題、結構、沖突「三神」 ，認為它們都在應破除之例，主張創思想、形像、藝術構思之「三新」 。
但隨著左傾錯誤逐漸向全面發展，電影理論研究出現了停頓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幫」 全盤否定了中國電影的歷史傳統，把「三突出」 的樣板戲經驗強行推行到電影中來。這些理論無視電影藝術的特性，扼殺藝術家的創作個性，使得中國電影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出現了極大的倒退。
新時期中國電影理論「文化大革命」 以後，中國重新開始了電影理論的建設。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電影理論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標志這一時期電影理論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對電影本性的探討。
從20年代「影戲」 觀念確立以來，戲劇式電影觀念和劇作理論的研究一直在中國電影理論中占著統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發表文章《丟掉戲劇拐杖》，向傳統的戲劇電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不可否認,電影藝術在形成過程中，確實從戲劇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電影依靠戲劇邁出了第一步。然而當電影成長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之後，它是否還要永遠依靠戲劇這條拐杖走路呢？」 作者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強調，「電影和戲劇最明顯的區別,表現在時間、空間的形式方面」 ，並在文章中對此作了具體的論述。接著，張暖忻和李陀、鍾惦□也先後發表文章，提出了「電影語言現代化」 和「電影和戲劇離婚」 等口號。這些文章發表以後，關於「戲劇性」 在電影藝術中的地位問題，很快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邵牧君等人對以上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邵牧君在闡述了戲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後提出：「戲劇化並不等於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須要戲劇化。」 針對以上兩種意見，張駿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張，他說：「電影文學對敘事文學、戲劇文學、抒情文學要兼收並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關於電影戲劇性問題的論爭稍後，又爆發了另一場關於電影文學性問題的論爭。電影文學性命題的提出，既是在戲劇電影觀念面臨挑戰時，探索電影本體論的一種新的努力，也是對那一時期創作實踐中過於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評。在1980年初召開的一次導演總結會上,張駿祥提出了「文學價值」 說。張駿祥說:「針對某些片面強調形式的偏向，我們要大聲疾呼：不要忽視了電影的文學價值」 。「文學價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內容」 ；其次是「關於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關於文學的表現手段」 ；第四是「節奏、氣氛、風格和樣式」 。這些都是應由劇本所「提供」 和「決定」 、而由導演用電影手段來「體現」 和「完成」 的「文學價值」 。張駿祥的發言在電影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反響，許多刊物圍繞「文學性」 和「文學價值」 以及和電影的關系展開了討論。陳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學」 ,許多文章從不同角度強調了電影的文學性。和以上意見相對，鄭雪萊發表了《電影文學與電影特性問題》的文章，對「文學價值」 說提出質疑。他說：「我很懷疑，『電影文學價值『如果作為一個嚴格的文藝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這樣來界說。」 「如果一定要用『價值『這字眼的話，那麼各種藝術所要體現的可說是『美學價值『，而未必是『文學價值『。」 「我認為，不可以脫離電影美學特性和電影特殊表現手段來談論電影的本質。」 鍾惦□也在《電影文學要改弦更張》一文中提出「諸種藝術均須發展其自身」 的觀點。
在另一方面，一種並非以論爭面目出現的更為深入具體的電影理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那就是對於影像（包括聲音）結構特性的研究。它們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從影像結構的本身，即電影的具體手段出發的。倪震在《電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個被拍攝下來的戲,和一個有著戲的因素的『電影『,這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所以，一部電影在它最初構思的時候，就應該是由視覺的（或視聽的）元素構成其骨肉之軀。」 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作者在文章中結合電影創作中劇作、導演、表演、攝影、美工各個環節詳細闡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運作方式。周傳基在《電影時間結構中的聲音》一文中強調了電影的聲音對於電影的重要意義。首先，「聲音給電影帶來了更豐富的內在運動，電影增加了內在的理性思維運動——言語，和內在的感情運動——音樂。因此電影可以形成更復雜的時空結構」 。其次，「出現了一個聲音空間」 ；並且「聲音和視覺畫框之間出現了張力」 。另外，周傳基還對電影從無聲片到有聲片的歷史以及電影聲音的各種構成因素、運作方式進行了研究。對於影像結構特性的另一個層次的研究是從有關的經典理論，即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出發的。1980年，周傳基、李陀發表《一個值得重視的電影美學學派》一文，較為系統地介紹了A.巴贊的長鏡頭理論，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歷來「對蒙太奇是很重視的，這當然無可非議。但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兼采眾長，不一定再保持一邊倒？例如蒙太奇理論比起長鏡頭理論，對鏡頭的內部結構，對單個鏡頭的表現力，注意得就不夠。」 鄭雪萊、俞虹則撰文對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表示了另一種觀點，他們在強調「以辯證思維為基礎的蒙太奇理論並沒有過時」 的同時，對紀錄派理論表現出更多的批評意向。之後，又有許多文章對影像理論的這兩個層次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關於電影民族化問題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這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主張的具體和深入的闡述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口號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堅持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其內涵作了較為系統闡述的有羅藝軍。他在1981年發表《電影的民族風格初探》及其以後有關文章中提出：電影的民族風格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證統一，既表現在對社會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氣質、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民族風貌）把握上，也顯現在民族審美經驗、審美習慣的追求中。這不是對古典文學、戲曲、國畫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剝，而是按照電影藝術的特性吸收傳統美學的精神。不贊成提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自己觀點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異中有同」 辯》及一些文章中認為：「民族化」 是一個針對外來文化的口號，它要求把外來文化的影響置於民族文化傳統的管轄之下。在文化問題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著今隨古制，崇尚國粹，與現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時期電影理論的發展，一個共同的傾向是對傳統命題全面反思，開創了中國電影理論史上一個空前活躍的時代。
6. 求一篇關於電影的論文，2000字左右。
這是我選修課的作業，我看的是《她比煙花寂寞》。沒有2000字哦，你看情況再加一點吧，我明兒個要考試，還得看書，實在沒時間幫你加了。。。
希望可以幫上你~~
她比煙花悲哀
《Hilary and Jackie》觀後感
《Hilary and Jackie》。中文譯名：《她比煙花寂寞》。
好有意境的名字，佩服譯者的功力。
喜歡這部電影。談不上愛，僅僅是喜歡。
或許是因為時間、空間的不同吧，一開始看這部電影，我就覺得是在看一場荒誕劇：異域古老的街道、悠緩的大提琴聲；Jackie要求姐姐同意自己與姐夫歡愛，而因為姐姐的拒絕她任性的自殘…那些都是遠離我的生活我的見識之外的存在。我抱著看現代主義風格小說的態度觀看劇情，沒有悲喜。
直到Jackie艱難的拿起話筒打電話給依賴的丈夫，卻聽見小孩子的聲音。
直到屬於她的繁華逝去，她瀕臨死亡，在床上抽搐嘶吼，門外是喧鬧歡騰的人群。
悲涼的感覺就這么襲來，眼淚簌簌往下掉。
就像電影的中文譯名：她比煙花寂寞。
絢爛的背後竟然是這樣觸目驚心的虛空與流離。
Jackie的一生，流光溢彩在其表，狂熱偏執在其里。用死亡追逐榮耀，耗盡所有，曲終人亡。
她的一生追逐的榮耀，說到底，只有愛。她要找到一份情感依託，填補內心的寂寞，撫平不安。
小時候，她為了和Hilary一樣得到父母的贊賞和喜愛，苦練大提琴；
成名後她帶著老師給的「大衛杜夫」輾轉於世界各個城市，因為她以為全世界都會給她想要的愛；
而後，已為盛名所累的她，重新釋放熱情，去觸碰早已厭倦的提琴，因為一個男人為著她的音樂才華，願意獻出愛情。
當初老師給她「大衛杜夫」的時候說：「It will give you the world.」——她永遠記得。
但她忘了後面一句：「but you must give it yourself.」
於是最終，她失去了一切。或者說，她什麼都沒有失去，因為她本就不該有奢望。
而相反的，她的姐姐，甘願「為了一個男人，放棄長笛」，安心歸原在鄉下生兒育女，過著平淡並且簡單的田園生活。
不論是Jackie還是Hilary，我無意褒貶任何一個的生活方式。因為我都不贊同。
先說Hilary。人們說她為了一個愛的男人放棄長笛（許多影評上都是這么寫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前面甘願「為了一個男人，放棄長笛」，用上了引號），但其實在我看來，根本不是這樣。她的事業？她不是在求職、求學時屢屢碰壁么？妹妹的光輝太過耀眼，不是令她壓抑令她恐慌么？如果她有著與Jackie一樣的技藝，她會由於那個男人的幾句贊美就陷入愛河么？
妹妹問她為什麼要嫁給他，她說：「因為在他眼裡我是特別的」。
——因為他的贊譽，因為她覺得他愛她，所以她安然的把自己交給他，安然的依賴他。
如果，她的運氣差一點點，遇人不淑，恰巧碰到的是一個巧舌如簧、生性風流的浪盪子，那要怎麼辦？
所以對於她的後來的相較於妹妹的幸福生活，我只能說「萬幸萬幸」。
而說到妹妹Jackie，我只能說她是一個從來沒有長大的小孩子。天才勢必孤寂，這好像是個永恆的普遍的真理。Jackie是幸運的，上蒼眷顧給了她大提琴的天分；Jackie又是不幸的，因為上蒼沒有賜予她忍耐。於是終盡一生她都尋尋覓覓想要找到內心缺失的部分。
她的悲涼人生，完全是自找——我很堅定的認為。除了童年，她最幸福的時光莫過於與丈夫新婚的那段時間了。倆人各自忙碌卻又如此契合。
那麼，轉折點在哪兒呢？
轉折點在，她發現自己漸漸無法演奏大提琴了。於是她試探丈夫，如果她不拉大提琴了，那要怎麼辦？丈夫不明就裡，回答的直白：「在舞台上你才是最耀眼最閃光的」。
敏感的心自此陷入絕望和死寂。於是她悲觀的自棄，向姐姐姐夫提出違背倫理的要求，自我放縱。
寒冬里，她脫光了衣服，拿鋒利的葉片割著皮膚，撕心裂肺的喊：「你們都不愛我。沒有人愛我……」
因為一個男人的一句話，她否定了自己的全部。
怎能不悲涼。
於是理所當然引發了後續的一系列悲劇：姐妹之間的隔閡、愛人無法忍受她的乖戾、病情的惡化。
煙花的繁華只是一瞬，美麗卻短暫。Jackie的一生，一如煙花，璀璨奪目，轉瞬即逝。
然而，盡管很多人矯情的認為煙花寂寞，但事實卻是，絢麗的焰火，總是對應著祥和的氣氛和嘈雜的人群。盛開前萬眾期待，盛開後群情洶涌。
所以，她比煙花悲哀。